人们习惯以夜郎指代早期贵州，而夜郎文化则是早期贵州文化。探本溯源，尽管受制于一定的条件，夜郎被视为一片神秘领地，但其文化毕竟是基础性的。学界对于夜郎的见解歧义纷陈，这里，笔者拟对夜郎的民族文化作些探讨。 两个阶段的划分 夜郎探秘，先要正名。夜郎时期的贵州居民主要是古越族人。“夜”是古越语中的“人”，“郎”是古越语中古越人自称即“骆”的语音讹变，联系越来，夜郎是“骆”人的称谓，将骆人译写出来，就是夜郎。（参见朱俊明《夜郎史稿》） 古越人为何要自称“骆”呢？这与他们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骆”指南方越人普遍耕作的“鸟田”。据清张澍《张氏丛书》所辑《十三州志》载：“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草根，秋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言此鸟，犯则有刑，无赦。”雁被越人视为神鸟，由于社会发展所限，当时越人的耕作是很粗放的，他们不懂得除草中耕，而是指靠雁鸟啄食田里草根下的虫子，以疏松土壤，长好庄稼。 既然夜郎意为骆人，而远古的贵州以及周边更为广阔的地带属于夜郎地区，那么，可以推知，古越人是这片土地的主要族种。 在夜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又有着自己最早的构成。这里，我们可以将夜郎民族构成划作两个阶段： 其一，夜郎民族的自立期。 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有着比较早的远古人类活动的足迹。如：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黔西县沙窝井沙井乡井山村的“观音洞文化”，属于晚期直立人阶段。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黔北桐梓县九坝乡岩灰洞的“桐梓人”；黔西北有比“北京人”进步、较“山顶洞人”原始的“水城人”，而在“水城人”之后的旧石器晚期，有桐梓县马鞍山洞的文化遗存，兴义县境的“猫猫洞”文化，普定县的“穿洞文化”，以及平坝县境内的飞虎山遗址的旧石器文化层等。贵州远古人类的文化与华北的不同，与华南的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同期文化也有差异，证明早期贵州生活着正在稳定演进的土著人群。 在新石器时代的贵州，有较多的含有肩、有段类的特殊石器。人类学、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有肩、有段石器是越人新石器文化的代表。贵州省博物馆在盘县、毕节、威宁、赫章、水城、兴义、望谟等县的多处地点，征集或自采到不少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其有段石锛的数量及其与全部石锛的比例，即使和越人发源地的东南地区相比，也可说数量是较大的。可以证明，大约迄今3000多年前，贵州这片土地上就有越人居住。 土著人群与越人在早期贵州居住，占有绝对的比例，因此不能不以其作为民族自立的基础。 其二，夜郎民族的融合期。 在夜郎的民族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土著民族是其自立民族，而以夜郎定名的古越人，古越民族也是当然的自立民族。土著与古越民族是不能等同的，但既然都属自立民族，其民族融合则早已有之。《史记·五帝本纪》曾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歡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在中国历史上，南蛮的称谓已久，此称概指南方的少数民族。可以旁证夜郎土著、古越族与其它民族的融合，是历来的共识。 再从考古学上分析，我国大陆及沿海地区是蒙古人种发祥地，现有的古人类化石，以北方的“山顶洞人”和南方的“柳江人”为代表。其人类化石有上门齿呈铲型结构、颧骨较高等特点，这与夜郎先民有相同的情形，说明夜郎地区在始于旧石器时代、而在以后又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而出现民族融合。此外，如古夜郎的人工拔牙习俗在古蜀僚、土僚和晚近仡佬族中普遍存在，血型方面，壮族及其近亲布依族与汉族接近，等等。 我们知道，苗族文化是荆楚文化中重要的有机部分。楚国在夜郎的开发，使苗族较多地融合进夜郎民族之中。据明田汝成《行边纪闻·蛮夷》、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九等记载，居住在今贵阳、龙里、修文、郎岱、大方、威宁、普安、织金等地的“宋家”、“蔡家”，“盖中国之裔也。相传春秋时，楚子吞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为夷”。这里的宋、蔡被称作“宋家苗”、“蔡家苗”，可能是被苗族融合的宋、蔡两国后裔。 在夜郎地区的民族融合中，僚（越）人一部分在汉时融合于汉族，这里指由牂柯进入蜀地的；另一部分，以氏恙和百濮民族为主，后来发展为布依、壮、侗、水及仡佬诸族。 漫长的历史进程 夜郎的民族发展，为考古发掘证明：主要是从迄今两千年前再上推几百年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夜郎政权与邻边地区及至中原的政权相互联系，夜郎逐步成为秦、汉帝国的郡县部分；而从此以后，贵州省组织的开发翻开了新的篇章。 夜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是由该地区的夷、汉人民共同努力而推进的，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战争力量的推动。 夜郎民族在春秋时建国为牂柯，在战国时为夜郎国（大夜郎），牂柯则缩小为且兰。 由于夜郎民族建立有许多小国，因此，这些小国既属于大夜郎，又有相对独立性。 在春秋时期，诸侯相互征伐是经常发生的，以齐为首的中原诸侯因征伐的实情，在《管子·小匡》中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