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业已回归，目前，国人（包括港人）中的欢庆气氛，余波未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主权回归仅仅是香港回归的第一步，中国恢复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后，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决。由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不必讳言增强祖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任务，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文化上的认同。应该说，这个问题具有更深的层次，更带根本性，也更加复杂。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回归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进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1 香港和内地文化上同根同源，本来并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 近几十年香港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5000多年以前，这里已有我国先民居住。现已出土的香港新石器时代遗物（石器、陶器等），属于华南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香港出土的青铜器时代遗物和在东龙岛、石壁、蒲台、长洲等处发现的古代摩崖石刻，其形制或花纹和广东以至长江流域同时期的出土文物极其相似。1955年在九龙深水埗李郑屋村发现汉墓一座。其形体结构与1921年在广州驷马冈发现的汉墓相同，墓砖上有的留有“大吉番禺”、“薛师”、“六十四”等模印或刻印的隶书文字。墓中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共58件，无论在形制还是纹饰上与广东内地汉墓中出土的物品均属同一类型。另据1998年1月7日《中国文物报》报道：1997年6—11月，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香港马湾岛东湾仔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20座墓葬，居住遗址及丰富的文化遗物，进一步证明当地文化属于珠江三角洲同期的文化，所发现的人骨与新石器时代珠江流域人骨的体质特点有明显的共性。 中国对香港地区自古以来即进行了有效的管辖。公元前214 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派兵平定百越，置四郡，今香港地区即属其中的南海郡番禺县管辖，汉代仍之。之后历经晋、隋、唐、五代、宋以至明、清，此地区曾先后归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增城县及新安县管辖。 香港地区的记载，始见于《新唐书》所载的“屯门”。唐代由于屯门地扼珠江口要冲，西方来华商船，多先聚于此，然后北上，故此地成为广州对外交通的外港。唐时在此置屯门镇，派兵镇守，保护来往商舶。迄至两宋，在大屿山（大奚山）置摧锋水兵300名屯守， 并在今九龙城南设官富司，元时复有屯门巡检司之设。这是中国早已在香港地区设官治理的明证。 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的文化渊源至为久远。据清嘉庆王崇熙《新安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记载，南北朝时刘宋文帝元嘉五年（公元428 年），传有北人奇僧杯渡禅师南游，曾住锡于屯门山（今称青山），后人因名此山曰“杯渡山”，并建杯渡庵（今青山禅院）以资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刘禹锡的诗中也曾提及屯门：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曾留下“屯门虽云高， 亦映波浪没”的诗句。他的同时代大诗人刘禹锡也有“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沓潮”的诗句。宋末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元遣海陆兵南下逐宋帝，吏部侍郎陆秀夫曾护罡、昺二帝于九龙半岛建行宫驻跸，后人为此在当地建宋王（皇）台纪念此事，该处石碑至今犹存。 香港地区的居民，历史上自内地迁来者甚多，宋、元以来已有明显记载。当时因内地战乱频仍，有不少人避迁来此地开村立业。现今“新界”的邓、文、廖、侯、彭“五大族”，即是宋、元两代从内地迁居来此的。据上述《新安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称：北宋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江西吉水县人、进士邓符（字符协）入广东赴阳春县令任，“乐风土之美，卜居于邑之锦田桂角山下”，其后子孙繁衍，世居“新界”锦田、龙跃头、竹村、屏山、厦村等处，成为“新界”之第一大望族。邓符并在锦田创力瀛书院（斋），聚众讲学。该书院的创始年代较之广州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等著名古老书院，还要早一百多年，在整个广东地区也是较早的书院之一。有清一代，“新界”各地的墟市，规模已相当可观，“廛肆纵横，街衢通达”，商业繁盛。锦田、大埔、上水、屏山、新田、沙头角、龙跃头、九龙城寨等地，多种私塾、书室、书屋、书院、义学也纷纷出现。香港岛和一些离岛上亦办有私塾。据近人统计，清代仅在“新界”成立的文化教育场所即不下449处。 各村子弟在此等地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不少人取得了功名，直至获登进士。此外，香港地区的一些文物古迹，如庙宇、宗祠、围屋、围村之类，建筑宏伟，装饰精美，堪称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 以上所述，说明香港与中国内地文化一脉相承，本来无须相互认同。 2 时至今日，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为何又出现文化认同的问题呢？这是与英国强占香港地区和对该地区150余年的殖民统治分不开的。 英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曾享有“日不落国”的称号，极富于殖民统治经验。在统治香港的漫长岁月中，港英政府一贯不遗余力地向当地中国居民灌输主权在英、英王至上、中国人是英王“子民”的思想。早在英国强占香港岛后不久，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英国侵略军总司令伯麦即联名颁发《告示》，宣布“是尔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故自应恭顺乐服国主派来之官”。此后，港英当局在香港建立了殖民统治机构，推行殖民政策，进行殖民主义宣传，极力制造港人对英国王室的皈依感；同时大力推行殖民文化，片面强调西方政治、经济、管理和文化的优越性，并培植少数上层人物和“西化人物”作为统治香港的社会支柱。在教育方面，港英当局有计划地强化英语和西方文化知识的教学和功利主义教育。轩尼诗任港督时期，辅政司柯士甸曾公然宣称：“基于政治和商业利益，英语学习在所有官立学校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香港教育委员会在其1902年的报告中也写道：“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的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远远超过这笔（教育）费用。”与此相反，港英政府故意排斥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抹煞歪曲英国侵占香港的历史，以淡化港人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使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发生隔膜，使香港文化与母体脱离。不能否认，一个半世纪以来，港英的上述政策相当奏效。结果是今天的部分港人，尤其是部分中青年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不甚了了，他们对中华文化远不及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文化那样了解，一些人对香港的回归持徘徊观望、疑虑重重甚至是抵触反对的态度。香港与内地文化认同的问题，即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