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异常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小农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的落后性 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政策，力求“足食足兵”，对商人和工业采取轻视态度。在儒家文化中，虽然提到了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但又认定物质生产、商品交换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学术，乃是“小人”才从事的“末业”“小道”。“君子之学”根本不包括农、工、商等实际技艺。于是，“君子不器”成了儒门教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由孔孟创立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套庞大的政治伦理学说，又成为框定人们思想与心灵的价值标准。它讲究“道”，宣扬“讲政治，立德范”，从而使本体论和伦理学密切结合，认识方法和修养方法密切结合，使中国思想传统有着“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重心性”等浓重的伦理色彩。所谓“一天人”即天人合一，不是把天地自然视作认知的对象，而是扩大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掩盖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立和斗争，这就不能激起人们对科技的热情追求。而求真知被认为实质在于至善，求善即求真，这就是“同真善”。它对知识的价值缺乏认识，有时甚至视知识为道德生活的干扰，只能使其远离科学。“合知行”的知就是修德，所谓行即道德践履，把知识论局限在知行合一的层面上，使中国哲学讲善恶问题多，讨论真伪问题少。以致思维模式上重人事而轻科学，重善恶而轻功利。 中国封建制度是高度严格的等级制，它判别一个社会成员是否合格，首先要看对于封建伦理纲常持何种态度，科学技术被摆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中国四大文化，兵、农、医、艺，艺被排在最末。至于天才的发明，精湛的技艺则被视为奇技淫巧，不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与中国治国之本的纲常名教相提并论。 这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及强大的一以贯之的封建伦理专制统治，形成了古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一方面人们习惯了小农经济的“男耕女织”“早出晚归”，形成了安贫乐道、缺乏进取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人们在强大的封建伦理道德教化下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科学著作和科学发明被斥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拒绝。这与西方封建社会，国王的王权和宗教教权激烈争夺，形成了欧洲多中心状态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近代科技在欧洲激烈竞争的社会结构中孕育起来，而在中国则越来越沉落。 二、科学技术的致用性和依附性 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中的求真精神相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有着强烈的致用性。具有求真精神的近代科学，要求科学家必须牢牢立足于观察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摆脱一切来自主观世界的阻力和干扰，一往无前地去探索和发现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规律；而具有强烈实用特征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则因受外界的影响，而成为道德伦理和权势的附属物。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实用理性”，重人生，讲实用，宣扬“崇德利用”。精研事物的规律，是为了致用，而致用是为了提高道德。于是，各种似与现实人生无关的自然知识或抽象理论就受到漠视，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道德层面才有价值。所谓“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而学问”成为压倒优势的学术目的。医圣张仲景“留神医学，精究方术”，上为“疗君亲之疫”；下为“救贫贱之厄”；中为“保身长全，以善其生”（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见《四部丛刊》，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版）。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其意在于“寿国以寿万民”。甚至连最抽象的数学也如此。早期五行文化中突出过十个自然数的法则，但目的是为以数理民，所谓“天地神民类物之官”，“各司其序”，“使民不相乱”。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称数学研究成果“可经世务，悉万物”。他的《数学九章》就是“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的”（注：秦九韶：《数学九章·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版）。 出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古代科技有着明显的政治化的实用倾向。最典型地体现在天文学、数学上。古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科学，几乎每个朝代都设有司管天文的官僚机构。这是封建朝廷改朝换代、篡权夺位、祈祥避灾的工具。如西汉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以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朝代更换即三统的替换。后来刘歆将此巧妙地引进了历法，制定了“三统历”，进而为王莽篡权获得“天命”作舆论准备。古代数学也受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唐代王孝通在上奏他的《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与造化。夫为君上者司牧黔首，有初道而设教，采能事而经纶，尽性穷源莫重于算。”为了政治目的而把数学讲得神乎其神。 科学的发展，固然需要讲求致用。正因有社会生产的要求和实用，才激励人们从事科学活动，并取得成果。也正因有强烈的致用要求，中国古代科技才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致用性毕竟是科学外在派生的属性，完全为了致用的科学不可能使人保持相对独立的、冷静理智的探索精神。丹尼尔·贝尔曾说：“科学的首要事实是：科学界在决定进行什么研究、辩论什么知识有效、承认科学成就以及赋予地位和尊重方面具有自我定向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就是科学的精神气质（和组织）的核心”（注：（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417页）。 在古代中国，一切都要求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服务的情况下，很少有像西方科学家那样为纯粹求真目的而从事科学。因而，当西方像布鲁诺、伽里略、牛顿等为科学不惜牺牲一切时，中国古代的科技界却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书以经典为章，言论以圣人为贵，经验以古人为信。他们无不在虔诚地追求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实践及个人道德的完善。缺乏独立求真精神，而一味讲求实用、从属、依附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自然很难走上近代科学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