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伴随格局转换和力量重组，冷战时期处于潜伏和生成状态的许多因素开始跃居国际政治的前沿，使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呈现出日趋多维化的特点，而文化在政治中作用的抬升则构成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典型特征之一。 一、文化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表现 （一）文化是影响国际政治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全球化作为始自于近代，以世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为表征，推动世界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孤立静止走向依存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其步伐在冷战后不断加快，而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特定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因具有交流、吸纳、扩散、涵化和融合等功能而通过文化的世界化构成全球化的动力和内容；另一方面根源于文化民族性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矛盾乃至对立和冲突又构成解构和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冷战后文化对全球化进程的助推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冷战后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蕃篱的拆除，使不同文化交流、磨合、融通的步伐不断加快，文化世界化趋势的加深构成了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第二，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文化传播的迅速发展使文化的交流面和交流量不断扩大，并使人们对人类共需的文化进行取舍和选择，而这势必通过文化认同及其对世界的文化整合推动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第三，伴随经济的国际化，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与融通，使不依地理环境、社会体制、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为转移的全球文明的生成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偏于一隅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认同将为脱胎于各种文明体系的全球文明所取代，并日益在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尺度和调节机制[1]；第四， 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加剧，使人类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进而推动不同文化体系的融通与认同，并孕育出具有人类共识色彩的行为规则、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全球问题的不断加剧呼唤着关注人类命运的全球意识及国际协调机制的形成，而这无疑将以文化的认同和融通为基础。文化对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诚如我国一学者所言：“对国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一条线索是，人类以许多小的文明地区逐渐融合交流，逐渐形成一个大的地区文明，到了20世纪，实际上非走上一条人类共同的文化途径不可了，这里并非是说取消了文化的地方特征，而是指人类文明在越来越多领域找到了共同点和运用了共同的价值标准。”[2] 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与文化世界性并生的另一世界走向是文化的民族性倍受重视，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以及文化认同相对于经济合作和政治认同的滞后性构成了解构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许多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中，文化“寻根意识”和“复归情结”作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回应，在国际舞台上时时闪耀出耀眼的光芒，文化保守主义不仅表现于观念和情感，甚至以民族主义作用于当代国际政治，当民族文化的归属指向蜕变成民族偏执、民族岐视、民族沙文主义等极端形式，并对异域文化充满仇视时，处于静态的文化差异便在碰撞中衍生出文化冲突，甚至直接卷入国际冲突之中，并解构和阻碍全球化进程。再言之，由于国际政治中存在已久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的刺激效应，落后的民族及国家面对西方主势文化的侵蚀，诉诸于传统回归和文化寻根同西方的文化扩张抗争便构成了转型国家的一种历史共相。 （二）文化是影响冷战后国际冲突的重要变量 首先，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诱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因素的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因素。但冷战制衡机制的散落更为文化参与国际冲突提供了历史契机。冷战后的前南斯拉夫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以及其他以民族冲突、种族仇杀和宗教纷争为表现形式的“冷战综合后遗症”的频频发作，均给冷战后的国际冲突涂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 其次，文化的保守性、民族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强化了国际冲突政治解决的难度系数。国际冲突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的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人文标准对国际冲突进行认识和判断，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及目标寻求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文化界说，从而使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升华和内化为神圣的文化追求，被纳入文化范式的行为和目标因具有了文化传统的合法性而在现实的冲突中丧失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任何让步都会因诋毁传统和亵渎文化而痛苦万状并招致民众的抵制和抗议，进而使冲突绵亘不绝，令冲突双方在文化灵光的役使下争斗不止，难于退让，极大地增加了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国际冲突的难度系数。 （三）文化成为架构冷战后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 首先，同源文化的历史认同与血缘亲和功能构成催生冷战后国际合作和区域性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媒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国家的聚散离合以及文化的自身扩散，许多同一文化体系经过历史变迁形成跨民族、跨国家的特点，使一种文化分布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及国家和地区。历史的沧桑世事使世界发生了物是人非的变化，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同源文化仍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并以文化的历史认同功能和血缘亲和功能成为构筑国际联盟和加强国际合作的纽带。冷战后，同源文化再度显示出其政治感召力，基于共同文化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精神信仰、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归属，构成了架构和催生国际合作、构筑国际联盟的文化纽带。苏联解体后，中亚至国际伊斯兰教的复兴为新的伊斯兰共同体或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伊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都在密切注视中亚穆斯林国家的发展动向，不断加强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伊郎提出的“穆斯林共同市场”、土耳其的“泛突厥联盟”、巴基斯坦的“伊郎兰新月区”都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色彩。种种情况表明，中亚国与其毗邻的伊斯兰国家很可能建立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政治经济共同体，而伊斯兰文化则将成为新的伊斯兰联盟或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又如：冷战后伊斯兰国家对波黑问题的共同关注，西方国家不断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进行协调，西太平洋地区儒家文化圈国际合作的加强均表现了同源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此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同样植根于共同的欧洲文明及近代以来产生并持续发展的欧洲统一观念；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不断成熟也同样伴随着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形影相随的文化汇合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