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为一个半欧半亚、不欧不亚的国家，它的文化具有浓厚的西方与东方混融的色彩。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构成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如果说988年的“罗斯受洗”奠定了俄罗斯文化的西方渊源，而13 世纪蒙古的征服则开始了俄罗斯社会的东方化历程。蒙古征服所导致的专制主义、农奴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使俄罗斯文化亦带有了浓厚的东方色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俄罗斯与东方的中国有了一种亲缘关系。专制传统，民族中心意识，忠君爱国的忧患意识，使命感，乡土情怀……这一切也使中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有了一种心息相通。当然，俄罗斯的文化之“根”毕竟是在西方，因而中俄知识分子文化心理又同时呈现出某种差异。本文仅拟通过中俄知识分子忏悔意识的比较，对其文化心理的耦合与差异作一探讨。 忏悔，这是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负着它，人在痛苦的自我折磨中煎熬，又在痛苦中获得灵魂的净化，重新获得自我。可以说，忏悔意识，这是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是人的一种自觉意识，是衡量一个民族知识分子心理成熟与否的尺度。中国与俄罗斯的传统知识分子，都怀有神圣的忧患意识。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里指出，类似于近代意义上的西方知识分子早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里便已存在。也就是说，在孔孟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便形成了。孔子对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可以说是贯穿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致力于治人心，敦风俗，“欲以天下风敦是非为己任”，或汲汲于民生疾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而一旦国家民族面临危机，便以“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现出来，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知识传播，不象中国那样有自孔子以来的私塾，教育或受教育的特权，都集中在神职人员和少数贵族的手里，直到18世纪，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具有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所抒发的忧民意识，“我举目四顾，人民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他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愤懑，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叹息，使他超越时空，与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屈原有了某种切近。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内含是共同的，对专制制度的重压下人民苦难的关注，对道德沦丧的忧虑，激发了他们的救国救民的热忱。“为了国家的利益，使自己的一生变成有用的一生，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我也会热血沸腾。”〔1〕 忧国忧民忧君，构成了中俄知识分子的沉重的使命感。而这种神圣的使命，一旦由于历史、时代及自身的原因不能实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救世意识在他们身上往往化为沉重的负罪感，从而构成一种忏悔意识，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可以通过种种心理防御机制得以化解。作为伴随着原罪意识的忏悔，从一开始便深深地烙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而在中国，直到近现代之交，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渗透，忏悔意识才开始出现，这就不能不从各自的民族文化渊源上寻找其原因了。 我们通常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如果说希腊文化传统更多地充满现世享乐色彩，张扬人的个性、力量、智慧与美，肯定现实生活的意义，由希伯来文化衍生出的基督教传统，却更多地强调人生而有罪，因而每个人在人世间都需要克制自我、弃绝自我，不断地忏悔自身的罪孽，才能获得天国的救赎。处在东西文化交汇点上，以西方文化为渊源又融汇了东方文化特质的俄罗斯，因为东正教的传入，加上自身民族的苦难，使它在文化上典型地承继了基督教文化中的这种罪感传统。以原罪意识为立足点的基督教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与充满世俗的享乐精神的希腊文化的融合，使其宗教精神揉进了不少世俗因子。特别文艺复兴，随着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原罪感往往被代之以一种对人的乐观信念，乃至忏悔有时也成了一种肯定人的价值、人的自然本性的方式。正象卢梭的《忏悔录》固然以其大胆地忏悔自身的罪孽而名扬于世，但在这种忏悔中又包含着一种自我辩护，自我弘扬，自我肯定。而在俄罗斯，它直接从拜占庭承继了基督教及其强烈的原罪意识。东正教会作为相对来说比较守旧的教派，它更完整地承继了原始基督教的许多观念。这种原罪意识与民族苦难意识融合在一起，共同构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人民苦难的认识，对他人及自我中的人性的善与恶、灵与肉的冲突的焦虑，与基督教原罪意识交融在一起，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自谴自责的痛苦中挣扎，而终难有舒眉的日子。果戈理一生都在痛苦地自责和向神祈求宽恕并由此感恩的心境中生活，连他创作中对现存制度的一切不义的批判都曾使他感到罪孽深重，最后发展到要在《与友人书信选》中建立一起自我否定、自我荡涤和自我改造的功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种自我忏悔甚至达到了一种痛苦的快感的程度。正象某些基督徒以鞭挞自己的肉体、在一种歇斯底里的自我折磨中体验到疯狂的极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精神上的自我贬斥、视苦役为天赐、以痛苦为享乐而由此感受到上帝的一线灵光。正是这种痛苦的快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自觉状态。而到托尔斯泰，由道德上的忏悔最后发展到了禁欲的地步。他感到，重要的并不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有用与否，而在于他的自我否认，与他的灵魂的谦卑。他不仅在精神上不断拷问自己，而且在肉体上限制自己对欲望的追求。从而，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的忏悔发展到托尔斯泰的灵与肉的弃绝自我，以此获得自我的解脱与超越。这种发展曲线似乎把人们带到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