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整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可以说，主流是好的。但在研究中也有诸如“用元典精神治现代病”、“‘四小龙’腾飞是由于现代科技与儒学伦理的结合”、“在现代要造就品学兼优的具有儒者人格的儒商、儒工”等偏颇之言。这些偏颇的出现，原因有多种，而思想方法不科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由科学抽象到具体，还是由片面抽象得出片面的结论？ 由科学抽象到具体，就是通过思维活动，把对事物各个方面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对事物整体的本质的认识。其客观依据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是整体和部分的统一。整体由部分组成，但整体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结构有机地结合为整体后，就会形成新的质和新的量。各个部分处于整体之中，也会获得与其孤立存在时的不同的质——系统质。因此，在认识一个事物时，既要对该事物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以形成对这些方面的本质的抽象规定，又要将这些方面（包括该事物与环境的联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以形成对具体事物整体的本质的认识，即由科学抽象上升到具体。如果认识停留在抽象阶段，随意地从个别事实出发去对事物的整体做判断，必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得出违背实际的错误结论。社会现象极端复杂，在人类社会中，相互影响的因素极多，因此研究社会问题更需要注意全面性。而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有的论者恰恰是违背了由科学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在对事物的某一方面做出片面抽象以后，便对整体发表意见，从而导致结论的偏颇。 如有的论者看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处在儒学文化圈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便作出结论“儒家思想将成为东亚社会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四小龙”腾飞是由于现代科技与儒学伦理的结合”、“日本是儒教+资本主义模式”等等，就是由不科学的抽象得出片面性结论的表现。其实，日本的现代化、“四小龙”的腾飞，是科技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调整、历史机遇、思想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传统文化因素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张。文化因素本身也不是单一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儒家伦理道德、劳动人民的传统文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效率意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都在起作用。它们互相碰撞，又互相融合，形成这些国家和地区腾飞的文化背景。因此在研究其文化背景时，就既要进行分析，又要进行综合。通过分析，明辨各种文化因素的利与弊；通过综合，确定究竟是哪种文化因素在左右着全局，起着主导作用。而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权者的施政方针和平民百姓的思想态势看，儒家思想并未起到主导作用。以日本为例，在开启了日本现代化航程的明治维新中，儒学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二战以后，同土地制度的改革与民主观念相伴随，日本社会受到美国文化的极大影响。日本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离开传统儒学文化愈来愈远。有人认为新加坡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强调管理和纪律，其领导人多次抨击美国的价值观念，这说明倡导群体主义的儒学在新加坡起到重要作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翻翻自1959年以来一直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它在教育人民时虽然引用了儒家的一些经典词句，但其群体主义与儒家以封建等级制为基础的群体主义有着质的区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创立时，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当然以集体主义为价值观的核心。该党执政以后，向右转，转向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这种“社会主义”偏重于强调政府管理权的加强和严明纪律的建立。基于西方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造成危害的教训和对本国经济建设安定和谐社会环境的需要，这种强调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很难说是儒家群体主义在起主导作用。新加坡的现行政策，象追求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公正、实行自由选举、赋予人民以定期审查政府工作的权利、成立公民协商委员会、依靠居民去考虑和研究同他们相关的计划和业务的种种问题等等，都是儒家思想难以包容的，甚至是相悖的。 二、是古为今用，还是将现代新事物套入古典文化的旧框框？ 古为今用，就是将古代文化遗产中的有益成分进行改造和吸取，用来为现实服务。在变化发展中，新事物脱胎于旧事物，同旧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现代文化建设必须注意吸取古代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而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但新事物又是对旧事物的否定，因此，现代文化建设在吸取古代文化的有益成分时，必须对这些成分进行更新改造，使之获得同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新质，而不能把这些成分当作超时空的万能的框架去套现代文化，使现代文化倒退到古代文化。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有的论者违背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便往往得出脱离实际的结论。 如有的论者把“儒”抽象为注重才学的积蓄和道德的修养，把儒者抽象为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品学兼优的人，而具备这种属性的现代人就是儒商、儒工等等，这显然是远离现实的。因为“儒”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儒者注重才学的积蓄和道德的修养，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注重积蓄什么样的才学和按照什么样的伦理原则去修身养性才被称为儒呢？注重积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才学和按照封建礼教去修身养性才能称为儒。因此，儒是注重才学积蓄、重视道德修养、遵守封建礼俗、忠心为封建制度服务等各种属性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重要属性缺少哪个方面也构不成儒。而这些属性若离开儒这一有机整体，便会失去儒的性质。在现代文化建设中，我们可以借鉴儒家注重积蓄才学和道德修养的优点，但这些优秀品质一旦离开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内容和原则一旦得到更新，它们便失去儒的性质，成为优秀企业家、模范工人、模范农民等优秀分子的品质的组成部分。当代具有儒者某些优秀品质的人也决不能再冠以“儒”的称号，否则就会名不副实。 再如，有的论者见儒家以“仁”为最高道德标准，主张重视人，尊重人，“仁者爱人”，便断言儒学包含西方的民主精神，甚至认为中国人文精神比科学和民主还高一等，应该将民主精神纳入仁的范畴。这也是用旧文化的框框套现代事物的表现。儒学以人为研究对象，其伦理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成分，也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根据，其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仁。从这个角度讲，确实可以把儒学称为人文学。但这种人文学是否包含西方民主精神，甚至比民主精神还高一个等级呢？答案是否定的。“仁”这种人文学是讲怎样做人，包括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安定祥和，人们安居乐业，这便符合“仁”。但怎样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仁”的境界呢？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很多要求和标准，如“仁者爱人”、“仁者自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孝悌为仁之本”、“克己复礼为仁”等等。可见，“仁”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很多要求和标准。其“仁者爱人”等方面确定包含着尊重人、爱护人的思想，这是在发扬现代民主精神时可以借鉴的。但也不能否认，“仁”还包含“孝悌”、“克己复礼”等思想，而且“复礼”是“仁”的轴心，“自爱”、“爱人”、“孝悌”以及“恭、宽、信、敏、惠”等都必须服从“复礼”，以是否符合礼为标准。“礼”在“仁”中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因为在儒家看来，它是人之能够为人，人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对此，儒家大师荀子曾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是说人所以能超越和役使畜类，是因为人能合群组成社会使力量增强。人所以能组成社会，是因为划分等级名分和有社会发工。社会分工所以能行得通，是因为有礼义，“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仁”既然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封建礼义为轴心，是封建社会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便包容不了以个人为本位，承认人生而平等的西方民主，也包容不了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为理论根据的社会主义民主。儒家的仁爱思想只有从封建礼教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加以改造，才能在现代民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