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1〕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中，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进行文化选择。在文化选择中，可以说文化综合是一个主潮流。文化综合的主旨在于：师西方文化之长而避其短，扬中国文化之精华而弃其糟粕，即所谓“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2 〕“使古今中西之学会而为一。”〔3〕可见，这种文化综合， 包括综合中西文化和古今文化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交错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孜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然而，时至今日，问题似乎仍未解决，传统文化的精华没有充分发扬，糟粕没有充分抛弃；而西方文化的精华没有充分引进，糟粕没有充分排斥：文化综合始终面临着困境。在新的世纪之交，对百余年来文化综合的困境进行反思，可以为今天的文化综合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鸦片战争后，文化综合问题便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了。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热恋本土文化的知识分子、西方文化救国论者等，都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自的文化综合主张。同时，随着文化综合的发展，一些人的主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构成了多方探讨文化综合的局面。 率先进行文化综合的是洋务派。他们把文化划分为：“心”与“物”两部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本末”范畴，综合中西方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4〕这一综合形式， 旨在维护中国原有的封建社会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精神文化。以此作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和基础，以之统驭引进的西方物质文化，并以西方的物质文化，支持和维护中学之体。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这是一种不成功的综合方式。严复在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这种综合方式的致命弱点是体用割裂，“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5 〕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发展，必然动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强化，又必然阻碍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发展。因此，这种文化综合的失败结局是必然的。但是它毕竟在封建主义的体制下，为西学即新学取得一席立足之地，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并使之获得在实践中发展的机会，为其后的文化综合奠定了某种基础，也积累了经验教训。虽然，这并非洋务派的初衷。 其后，早期维新派以“道器”说进行文化综合。尽管“道器”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但是，却较“体用”综合法有所突破。“道”是更为抽象的范畴，惟其抽象，故更为宽泛，为人们阐发不同见解，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以“道”为最高范畴，却建构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便是明证。由于“道”的宽泛性和灵活性，道器综合法使综合的范围扩大了，增加了综合的灵活性。早期维新派对“道”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大多侧重于伦理道德。尽管仍旧维护封建道德，但是，对洋务派划定为不可变之“体”的社会制度，有所冲击，将其划定为“器”，因而提出“开议院”的主张。同时，道器综合法继承古代“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见解，开始注意道与器的有机联系。“《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 6〕中学之“道”与西学之器应当相互包涵、融为一体，显然，这种文化综合形式较体用分治的形式，更得文化综合的本旨。 以后，康有为、严复等人，也曾运用过这种综合方法。康有为将“道”的涵义限定为道德教化，主张国体变更，纲常不变，以避免“数千年文化之中华，一旦沦胥至为无教之国”。〔7〕 严复在早期，以全面介绍西学为人所推重，蜚声于思想界。但是，在后期，他目睹中国引进西学之后，尤其是民国建立以来，“他事未效，徒见四维弛，三纲堕，吏之作奸，如蝟毛起，民方狼顾，有朝不虑夕之忧”。究其原因，“无他，怵于平等、自由、民权诸说，而匪所折中之效也。”〔8〕由此， 他把目光转向争议颇大的“道”的领域，提出以中学之“道”折中西学之“道”的综合方式。他认为，中国应当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一脉相传的道德原则，其中主要是重群体、重社会责任、重义务、重道德、重服从等原则，以此来折中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之说，避免西方自由学说流行造成个人至上、无视社会公德、公利等弊端。这种设想，有扬中学之长补西学之偏的意蕴。但是，如何进行折中呢？晚年疾病缠身、心境悲凉的严复，已经没有探讨的精力与热情了。 中外一体说，是近代学者提出的又一种文化综合形式。这一形式的特点，是重在提炼、抽象、归纳中西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共性的东西。对这种共性的看法，往往因人、因时而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发端拟大”或“微言大义”说，即中学开启西方一些学说之端并粗拟其基本原则。康有为堪称这一形式的典型代表。在前期，他为戊戌变法做舆论准备，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新学伪经考》考证了《周礼》、《逸礼》、《左传》、《毛诗》等均为刘歆伪造，刘歆欲佐王莽篡汉而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孔子改制考》阐发了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认为孔子作《春秋》，寓托古改制之义，托古改制的核心思想是公羊三世说。其说认为历史的发展，由据乱世而入升平世，再入太平世。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制结合在一起，认为据乱世、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世为民主共和制，以为中国尚处于据乱世，应当改革而进化为君主立宪制的升平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