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文化转型，是指中国文化由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确切地说，始于本世纪初。它表现为：突破以体用为中西文化定位的“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而欲建构一种以西学为主导的“会通中西”的新的文化模式。这标志着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的进一步深化，已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 本文的论述将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切入，着重探讨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性质、特点。 一、中西体用之争 考察本世纪初的文化转型，必须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说起，因为它是本世纪初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是中日甲午战后高涨起来的变法维新思潮的必然产物。 如所周知，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甲午战争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局面。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求进步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当时的维新派看来，只有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实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为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而作的最初尝试。“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这次运动的目的；变更政体、行君主立宪，是这次运动的政治纲领；而宣传西学、批判旧学，则是这次运动的文化纲领。维新派宣传西学的重点在“伸民权”、“倡平等”，而他们批判旧学的重点则集中在封建君权、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和人性学说等方面。他们对于西学的提倡和对于旧学的批判，不但激发了人们“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更使资产阶级思想得到大发扬。因此，戊戌变法不仅是一次爱国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一思想启蒙运动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突出表现为文化思想上的两重性。例如，它倡言变法维新，却又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它宣传西学，却又披上今文经学的外衣；它批判旧学，却又尊孔孟；反程朱，却不反陆王；反古文经学，却不反今文经学。凡此种种，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文化思想上的弱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唤起了人们的思想觉醒。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更从文化思想的深层次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这突出表现在：它突破了以“体用”关系为中西文化定位的“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而欲建构一种以西学为主导的“会通中西”的新的文化模式。 以“体用”关系为中西文化定位，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一种思维模式。根据这一思维模式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主张。在19世纪末以前，基本上是两种文化主张，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和维新派的“西体中源”说。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由冯桂芬发其端。他于19世纪60年代初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冯氏此说成为后来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张本。然而，这一口号的规范提法直至19世纪80年代中才见之于报端。至于对这一口号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释，使之成为洋务派“自强新政”的理论根据和文化主张，则是由张之洞在19世纪90年代完成的。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一种体用二元的文化观。所谓“中体”，质言之，是指正宗儒学所倡导的封建纲常名教。他们认为这是治国之“道”，立国之“本”，为国家命脉之所系，故又称之为“体”，它不能变。所谓“西用”，质言之，是指西方近代的物质技术，属“器物”之“用”的范畴。他们认为可以“用”它来“应世事”，达到强“本”固“体”的目的，故“西用”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实质，是试图在不改变中国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借引进西方近代的物质技术来强“本”固“体”，维护封建统治。显然，这是一种强“西用”以就“中体”的文化主张。虽其初有针对封建守旧派“不知通”的一面，但更有针对维新派“不知本”的一面。随着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这一理论旨在卫“道”固“本”，反对变法维新的实质也就更加凸显起来了。 “西体中源”说是维新派的变法理论和文化主张，目的在于为他们的“托古改制”提供历史根据和理论支持。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理论与“西学中源”说虽同属一个思路，但内涵、意旨各异。 “西学中源”说早在明代后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其时，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李之藻（公元1565—1630年）等人在介绍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时就持这种观点。但是，这一观点之广为流行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以后。当时，洋务派提倡“西学中源”说，是为了给他们的“西用”论提供合法的历史根据。所以，他们所说的“西学”，始终是局限于西方近代的某些科学技术。这是一种专讲“器物”之“用”的所谓“实学”，即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 维新派所说的“西体”，不等于洋务派所说的“西学”，而是指西方近代的政体。康有为倡言此说最力。他于19世纪90年代初专门写了《孔子改制考》一书系统阐发此说，其要点有二：一曰，“托古改制”，历来如此。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子就是“托古改制”的祖师。二曰，西方近代的政体，中国古已有之。为此，他把西方近代的政体与所谓的“孔子改制”联系起来，认为在儒家经典中已经有行“共和”、“开议院”的主张，只要对儒家经典重新加以诠释就可以从中找到西方近代民主政体的原型。这种西方近代政体中国古已有之的“西体中源”说，与洋务派的“西学中源”说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与意旨迥异，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