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鲜有听见人们议论国民性问题之际，《探索与争鸣》1997年12期发表的《陈独秀“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是正确的》一文，打破了许多年的沉寂，重新提起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旧话题。 法家理论融铸了国民劣根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民性问题。什么是国民性？最权威的《辞海》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均未收入这个词条，这使我们难以凭籍精英们的智慧对国民性作最直观的理解和认识。笔者认为，国民性就是国民的普遍性格或社会性格。国民的社会性格具有二重性，国民性中的闪光点我们常称之为优秀品质或传统美德，不良国民性我们常称之为弱国民性或劣根性。闪光点和劣根性共存于国民的社会性格中，这是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的。国民的社会性格是受这个国家的文化涵养培育生成的，民言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以最通俗的语言说明国民性是一种文化积淀的深刻道理，并非形成于朝夕之间。国民性一经形成就较难更易，并且融入国民的血脉代代承传。因此，改造国民性也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文化的概念十分宽泛，几乎是人言人殊，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认定在历史上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儒家。确切地说，应是“内法外儒”的文化格局，这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所谓“内”，当是指内在的、隐蔽的、处在核心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所谓“外”，当是指外在的、装饰性的、处在表形的起辅助作用的文化。笔者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用儒家包装法家的文化，支配中国文化的核心力量是法家文化，而非儒家文化。 二千多年前的西周王朝瓦解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裂土纷争的无序局面，秦国顺应历史潮流，从诸子百家中挑选了法家学说作为建立新秩序的理论武器，扫六合，平四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法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中首次获得成功，秦始皇也被后世尊为“祖龙”。然天不佑秦，汉代秦兴。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大抵汉武帝认为始皇帝不善包装，所以秦祚不永，于是信誓旦旦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主张。然而学者们另有说法。从本质上看，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汉兴以来，承用秦法”（顾炎武《日知碌·会稽山刻石》），即便是汉武帝首创“独尊儒术”，儒学也未处独尊地位，如胡寅论道：“武帝虽曰崇儒，实则好以刑法寓下”（《读史管见》卷二）。事实上，二千余年来并未脱秦汉窠臼，这也是史家的共识。 汉武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的帝王之一，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懂得用儒家的“人情味”掩饰法家的“血腥味”。如果说秦始皇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那么汉武帝则开创了“内法外儒”的历史新纪元。这是“秦皇汉武”能并列于史的原因。正是这种内法外儒的文化，涵养培育了中国国民的社会性格。因此，“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鲁迅先生讴歌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即便是帝王家谱的“正史”，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辉。这是中国国民性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部分，他们那以身践道、殉道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然而，我们从古以来，也有谄谀取容的人，也有攀龙附凤的人，也有任意作奸的人，更有崇尚卑鄙的人……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所凸显的大抵都是国民劣根性，他们的恶行，即便是帝王家谱的“正史”也难以掩饰，而不得不将其归于“奸佞”之属。这类人在历史上绝非少数，他们蠹国害民为祸之烈，决东海之波也难尽其毒。 综上所述，如果说以法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国的脊梁”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铸炼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主要承当者。 《韩非子》是国民劣根性的经典 法家最后一位理论大师是韩非，他的大著《韩非子》人称是集法家之大成者，被奉为帝王之学、御下之术。这部帝王经典洋洋大观，不过法、术、势而已。这里需特别提出的是，法家的全部理论是以“性本恶”为立论的逻辑起点，而儒家学说是以“性本善”为立论的逻辑起点，由此推导出的许多理论也是大相异趣的，即是同一种观点，其内涵也各不相同。例如，儒法两家都主张尊崇君权，儒家持有限君权论，法家则持无限君权论；儒法两家都主张人治，儒家倾向于德刑并用，而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轻罪重罚，等等。 什么是法？韩非没有直接解释，但也说过“君之立法”（《饰邪》）；“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上》）；“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利，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独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主道》）。韩非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法”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归一的专制独裁，韩非教导帝王们要牢牢抓住，不可假手于人。韩非也没有解释什么是势，但势是与权威、权势同层次的概念，可理解为是帝王的无尚权力和崇高地位。“势足以行法”（《八经》），“威者足以行令也”（《诡使》），失势就意味着丧权，因而韩非教导帝王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势。然而帝王的权势是“人设之势”（《难势》），为了强化帝王的权势，韩非教导帝王们要以术保势。什么是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术者，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人所执也”（《定法》）。可见术就是权术，是帝王独操、深藏不露、驾驭群臣的阴谋韬略。郭沫若曾作过统计，韩非在“他的书中关于术的陈述在60%以上”（《十批判书》），可见术在法家学说中的地位之尊。 帝王该怎样玩权术耍阴谋呢？韩非如是说：不要相信任何人。只能“恃势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不然“信人则制于人”（《备内》）。“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主道》）。要装聋作哑，然后挟知而问，显得高深莫测，使臣下常存惕怵畏惧之心。密设暗探、广布耳目，实行特务政治，以达到“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奸劫弑臣》）的独裁统治。实行愚民政策，“圣人之道，去智去巧；巧智不去，难以为常”（《扬权》）。禁锢思想，限制自由，服从驯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行，其次禁其事”（《说疑》），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