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历时之久，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从秦统一到清末，长达两千余年；而且到了近代以后，专制主义等封建因素又未得到彻底的清算，这就注定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之深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甚至至今仍起着消极作用。因此，无论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认真反思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 从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的视角，可以以秦统一为界标，把清代（含清）以前的文化分为两个时期，即专制主义统治以前的文化正常发展时期和专制主义统治的非正常发展时期。在前一个时期里，中国文化得以自由的发展，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与学术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和趋向，体现了文化“天然”的多层多元的特质。不但像儒家等反映社会上层的思想颇有市场，而且像墨家等代表社会下层劳动者“农与工肆之人”的思想也与儒家等学派同登大雅之堂。儒墨并称“显学”〔1〕， 显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多维视野。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重民轻天、重民轻君的民本思想〔2〕，更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与古典文化的崇高境界。明乎此， 有些论者便不会盲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人格，轻视人了。诚然，在我国古代确有不重人格、轻视人的现实，但那是封建专制主义做祟的结果。专制主义统治以前的中国文化，呈现着蓬勃发展的气象，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这是举世公认的。若依此基础正常发展下去，便不会出现落伍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的局面。 从秦统一到清末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文化非正常发展时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尽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与春秋战国时期极高的文化起点是不相称的，这和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和扭曲是有直接关系的。 一、专制主义对儒学以外文化的扼杀与中国文化多元性的破坏 首先，专制主义是中国文化由多元性变为单一性的重要历史根源。封建专制君主为了维护其政治上的统一和独裁地位，而对文化实行专制，即用一种思想和理论来统治臣民，而绝不允许百家并存。至于哪家学说被定为“一尊”，则是看哪家学说更适合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以儒、墨、道、法等家影响较大。由于墨家学说反映的是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因此，墨家虽位列显学，但终不能为统治者所采用。法家与道家在专制时代都曾得到暂短的尝试性的应用。秦从商鞅变法以来一直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统一后秦始皇又把它作为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而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思想与学说尽行排斥，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专制主义对文化的第一次火与血的摧残——“焚书坑儒”。但后代统治者又从秦二世速亡的教训中认识到法家思想作为专制时代一统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合适的。于是汉初一反秦代严刑峻法的统治术，而采用道家思想，即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作为统治思想。这虽与动乱之后的“与民休息”的政策相适应，但与专制主义所要求的严密统治不相协调。至汉武帝时，便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确立了儒学在我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历代沿用，是因为儒学最适合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3〕与专制统治相吻合；儒家的仁、义、礼、 智、信及君臣、父子、夫妇等道德规范（汉代概括为“三纲五常”）为专制君主统治臣民，维护专制制度下的封建统治秩序、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儒学能“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4〕， 对专制统治大有裨益；而且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5〕， 有统一的信仰，并有共同学习和遵循的《五经》、《四书》等经典，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里须强调一点，专制主义利用儒学排斥和打击其他学说，并不应归咎于儒学本身，如不存在儒学，专制统治者也会另选一种学说作为统治思想来排斥和打击其他学派。这是专制主义自身的痼疾，而不是儒学本身的弊病。换句话说，专制主义是中国文化由多元性变为单一性的重要根源。 其次，专制主义使中国文化的多元性遭到严重破坏。在专制主义盛行的各代，迫害知识分子，控制思想文化发展的事例不绝于史，无须赘述。而需要申明的是专制主义越加强，则对文化的控制越严酷，文化的自由天地越狭小，思想文化越趋于单一化。而专制统治一旦有所松驰，文化则立刻显示出发展的生机，又向多元化迈进。下面我们仅以明清时期的有关历史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一跃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集权主义者，专制主义思想空前强化。与此相适应的是文化专制也大大加强。于是，洪武时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严格控制朝野非“正统”的思想言论。与此同时，朱元璋还特别注重对学校的控制，绝不允许学生接触“异端思想”。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朱元璋对监生控制尤严。监生不但不能发表政见，议论时政得失，就是议论学校规章，给学官提意见乃至议论“饮食美恶”都要受到重惩，许多学生和教官因之充军、坐牢，甚至被枭首监前，把传播文化的圣地办成了摧残士子身心的牢狱和奴化教育的场所。在科举方面，不仅规定了考试内容，而且在考试作文的体裁上也必须采用统一的制义文格式（后演化成八股文）。这使得知识分子只能读同一类书，写同一种文章，除皓首穷经、致力于八股外，一无所知。朱元璋还进行删书，并规定了一些禁书等等。这一切，使儒学以外的思想与学说难以生存和发展，文化天地已狭小到不能再小的程度。 但到了明末清初时的情况就不同了，明朝专制统治的大厦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轰然倾塌，相对地失去了专制主义对文化的控制力，使文化再度出现生机。学术上十分活跃，仅史学一项就有极大的发展，“晚明野史，不下千家”。思想界也有了驰骋的空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代表，他们把战国以后长期以来未得到多大发展的“民本思想”推上了时代的顶峰。在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都十分活跃，文化又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势头。但好景不长，随着清朝专制统治的强化，文化天地便又越来越狭小，重新回归到明代专制时期的境地。明清之际学术与思想上的“经世致用”，与现实斗争紧密联系的风气，也在专制主义的重压下，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走上了脱离实际的考据学道路，使当时文化多元发展的嫩芽再次被折断。 再次，专制主义阻碍了儒学以外的优秀文化的弘扬。专制主义者把儒学定为“一尊”，完全是从实用的角度来选择的，而绝不是说儒学能涵盖中国古典文化所有的优秀的东西。蔡尚思先生说：“在中国文化史上，除儒家一个系统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系统。例如，墨子的反宗法比儒家的重宗法优良，墨子的反宿命比儒家的信天命优良，墨子的‘作’重于‘述’，比孔子的‘述而不作’优良，墨侠的施自贫贱始比儒家的‘施自亲始’优良，墨子的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努力生产努力工作，比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优良，如此等等。不知古来的尊孔反墨者为什么硬要颠倒是非呢？自孔墨以后，如司马迁作人物地位平等的全面史书，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说，李贽的反旧传统思想，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袁枚的情感哲学之类，无一不比孔子儒家学说为优良。不知那么多的旧儒家新儒家为什么熟视无睹呢？”〔6 〕蔡先生对这些问题未做正面回答，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余地。笔者认为儒学以外的优秀文化得不到承认，是专制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专制主义一方面以强权干预或诱导人们只能继承儒学，不得继承儒学以外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在长期专制统治下，限制了文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一谈文化便无法离开儒学，使得儒学以外的文化得不到社会承认与正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