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学术界曾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描绘和刻画。例如曾有人从白话文的成果和新价值世界的形成等方面对新文化进行了分析和概括。不过迄今为止，尚没有对五四新文化从整体上给予系统的把握。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五四新文化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如果形成了，这一结构又是什么？本文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五四新文化的结构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第一层面：文化内容。五四新文化具有明确的足以界定自身的文化新质。这些新质作为文化内容已经具备独立的主体地位，不再依附于以往任何传统文化的某种形式或模式。这主要指科学与民主，即所谓赛先生和德先生。第二层面：文化载体和形式。新的文化内容已经具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这主要指白话文和以白话文为样式而创造的新的文学形式。这是新文化的形式层面。第三层面：文化理论。新文化结构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自身具备了文化理论的支持。这是新文化结构的深层存在和发育成熟的一个标志。新文化结构这一理论层面主要由文化基位的分析和选择所构成。第四层面：文化机构和组织。新文化不仅具有软件，而且具备了硬件。以生产、储备、传播新文化内容为主要功能的文化机构已经建立。这一方面是《新青年》杂志社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另一方面是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这是新文化的操作与社会化层面。新文化的内容、载体和形式、文化理论以及操作和社会化四个层面的相互整合以及每个层面中不同方面或成分之间的协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整体结构。问题是进一步具体说明这一结构中的整合和协和关系，揭示这一结构的内在联系。 第一层面——文化内容。科学作为新文化的质不是五四时期才形成的。“五四”之前近代科学通过译介已进入中国。但是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还不足以举起独立的旗帜与旧文化公开抗衡。此阶段的科学在量上依然不足，宣传科学的刊物和教育课程中科学内容的比重有限。科学的内容主要限于技术与哲学方面。到五四时期，这种情形为之一变。五四时期宣传科学新思潮的杂志多达400 多种。科学不仅在技术和哲学方面继续进军，而且在社会批判和改造方面崭露锋芒。关于科学的内涵、方法也成为热点话题。科学不再屈尊于中学、依附于旧有的文化形式，而是公开亮出了独立的旗帜——赛先生（Science）。 赛先生的独立和与孔先生（孔子）的对垒宣告了新文化在内容方面的真正确立。 民主作为新文化的内容与科学的情形相类似。“五四”以前，民主思潮通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已有一定规模，但在社会传播和自身发展方面尚未达到高潮。五四时期在民主宣传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民主的观念有了质的扩展。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人们基本上视民主为一种政体形式。五四时期则提出了“工业民主”和“教育民主”的概念，民主几乎渗透所有社会层面，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整体模式。从新文化内容确立的角度看，最为要害的变化是在民主的地位方面。如果说，民主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以民权与君权妥协的形式出现，辛亥革命时期是“皇帝虽退位，而人脑中的皇帝未退位”〔1〕。到了五四时期， 德先生以毫不妥协的姿态与旧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被人顶礼膜拜了几千年的孔先生被德先生挤到了后台。和赛先生一样，德先生成为文化舞台的中心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协和关系。本来，按照科学的狭义理解，科学与民主不具有联结的逻辑必然性。科学是面向自然的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民主是面向社会的实现公民个体权利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直接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但是，如果对科学作广义的理解，把它作为一种理性精神，甚至一种世界观，情况就截然不同。它们之间不仅具有相互区别的一面，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性乃至一体化情势。一方面，民主是个体本位的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它要求承认每一个体的独立、自由与权利，要求承认每一个体的价值中心地位，其精神原则是个别性；另一方面科学理性作为个体本位文化的梳理原则又要为这一文化提供理性框架，为社会提供用以整合的秩序原则，其精神原则是一般性。二者是对立的，但又统一于社会文化的合理构造之中。五四时期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精神，它和民主共同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社会层面文化的合理构建问题，说得具体一点是中国伦理的合理再建问题。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即此指向。 伦理的合理构建不能不诉诸于理性，不能不诉诸于科学，于是有科学对迷信的批评，科学对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乃至黑暗面的批评，科学向人生观层面的转移。另一方面，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专制原则，对专制不合理性的批评必然导向民主。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伦理关系的合理性。理性的内容在此展开为民主。科学精神在伦理领域即表现为民主。换言之，科学就是民主。所以，科学与民主在“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表现了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它们能以联姻的形式出现，在新文化内容的层面上协和共鸣，展开了五四新文化的独特的历史内涵。 第二层面：文化载体与形式。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关系。在新文化内容形成的同时，其形式的层面也相应形成。白话文符号系统的出现，既是新文化的载体，又是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分立的外在标志。1917年1月， 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一年后，新青年的杂志改为白话版。新创办的《每周评论》和《新潮》采用了白话，其他报刊杂志也逐渐白话化。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也颁布命令，要求各级学校把“国文”改为“国语”。至此，白话文不但在中国大地编织了一个新的符号网络，显示了新系统的巨大存在，而且在文化地位上也取文言文而代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形式层面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