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没有超越“时空”的文化形态 “儒学回归论”在理论的设定上陷入了根本性的误区，即他们事实上认定，在人类历史无限发展的时空之中，会存在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成为一切时代的主体性思想。在中国，他们认为，这种“永恒的精神力量”，这种可以“成为一切时代的主体性思想”，就是距今已经有2400年左右的、由孔子创立的“儒学”。 列宁曾经告诉我们，历史常常会跟我们开玩笑，当我们自以为走进了甲房间的时候，结果，却发现呆在了乙房间。当前我国文化运动中的以儒学为中心的“古典回归”，恰似“无神论者做弥撒”。从民族文化的最根本处来说，这是我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非常壮丽的悲剧。 要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其实，都不是很困难的。现在，被人们谈论的很多的，作为“儒学回归”的国际实例，便是基督教与欧美社会的精神关系，Max Weber （玛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念，在我国知识界的相当层面上，成为不易之论。然而，人们毕竟是误解了基督教的历史。简言之，就基督教的历史说，从耶稣出生至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五百年可以作为“早期基督教时期”；此后，基督教开始在欧洲传播，逐步地改造了早期的教义，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 可以称为“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明时期”；16世纪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发动宗教改革运动，成为迎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的信号；继而，Jean Calvin （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式的长老制教会；继而在英国和北欧各国，世俗君主也摆脱教皇控制，把教会置于本国君主的控制之下。以此为标志，基督教内部对原有教义的革命不断进行，陆续产生了表达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脱离罗马公教的各种新教宗派。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它造就了在原有的宗教旗帜下的符合其利益意志的新教。欧洲基督教的改革运动，是与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夺取政治的权利，几乎是同时代发展的。假如没有16世纪以来对基督教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造，基督教怎么可能成为当代欧美社会思想文化的主体形态之一呢？实际上，Max Weber （玛克斯·韦伯）所指的是“基督教新教”，而不是“基督教”。这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基督教新教”一方面是对“基督教”的继承，一方面是对“基督教”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后形成的“新宗教”。 实际上，思想文化史的事实昭示我们，人类在自身的精神形态的发展中，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种“随着时空的发展，而能永恒不变的精神形态”。 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是人类在工业社会时代所创立的关于揭示社会本质，并预示人类社会未来的最精粹的思想体系——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预示人类未来社会时，也具有他们当时实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非常鲜明与深刻的烙印。指出这一点，对认识文化的“时代性”是十分有益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时候，总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异而变异，于是便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发展的轨迹。 马克思主义发展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孔子，以及由孔子等所创立的儒学，会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形态？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公元前四五世纪左右中国农耕时代前期的一种思想认识，会成为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时代，即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呢？ 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遗产？ 我们说，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根”，存在于当代中国人民从事的伟大的现代化的实践之中，这绝不是要苛求它的形成和发达离开中国文化发展的大道而孤独运行。事实上，任何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阶层和阶级，对它自身民族的历史与传统，都不可能采取漠然的态度，他们总是依据自身的利益，或加摘取，或加剔除。所谓“全盘继承”和“全盘否定”，都只是文化思想学派的口号，而不可能是文化运动本身的实际。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全盘否定”的时代。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是情感形态的，与实际不合。因为当时以“四人帮”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在最广泛的民众层面上发动的例如所谓“评法批儒”，就是对于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的一种处置办法。有人说，中国文化遗产经他们这一折腾，便被彻底破坏了，所以还是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但是，从学理上说，这是一种价值性判断，与实际的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是应该揭示并使国民认清他们在利用文化遗产与历史传统的背后所隐藏的凶恶的政治企图，以及处置文化遗产与历史传统的伪科学性质。 既然“全盘继承”和“全盘否定”，都只是文化思想学派的口号，而不可能是文化运动本身的实际，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和发达，当然既不会也不能离开我们悠久丰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我们和“古典回归”论者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继承文化遗产，——甚至本文著者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海内外从事中国文化遗产的收集和整理，并致力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所以争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分歧在于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第一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根”，究竟在于“现实”，还是在于“回归”？究竟是立足于“创造”，还是立足于“弘扬”？（有人说，不要这么对立么，创造中有弘扬，弘扬中有创造。这确实不失为中庸的思维，但生活的辩证法并不中庸，它客观上就存在着“根”和“流”的主次之分——著者）第二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承文化遗产？我们要在文化遗产中继承什么？——即我们要把文化遗产的什么内容交给今天的中国民众，以养成他们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中国文化遗产究竟有没有“真善美”与“假丑恶”之分？我们在运用文化遗产时，究竟要不要以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神指向”为导标？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