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之一）

      一、引论：文化史学家应有的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工程，诚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说，它是“综合国力”的表现之一。

      关于我国新文化的建设，先进的中国人在一个世纪中与自己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几经反复思考并进行了巨大的实践。北京大学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曾为民族新文化的创建，恪尽职守。但是，由于在这一个世纪中，在我们民族求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军事的行动和政治的行动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我们虽然思考过新文化的建设，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我们虽然出现过新文化建设的巨匠，却只是寥若晨星。持久与反复的政治行动，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仅统摄了更是在事实上替代了文化建设，从而使得国民中的许多人把“政治”与“文化”等同为一，而文化人士也习惯于把“文化”当成“政治”来搞，以至于当我们现在真正开始迈进现代化的时候，在作为表现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关层面上，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化层面是相当滞后的。

      一方面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却是国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与新道德错位；一方面是在努力地寻求新道德的建立，一方面却引导在旧道德中获得归宿；一方面是试图用“古典主义”统摄新文化的灵魂，一方面却在“继承传统”的旗帜下历史的沉渣泛起；一方面是文化学者们对未来的文化给予崇高的定位，一方面却是对新文化的真实的内涵的诠释竟是那样的空白乏力；一方面是文化热一个接一个，一方面却是文化垃圾充塞、泡沫学术膨胀……。

      这一切都显示了我国文化发展与全面现代化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关系到国民现在与未来的精神形态，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从根本上说，它将影响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我国新文化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而其中有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即中国的当代新文化，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作为它的精神指向？构成中国当代新文化的主体性精神究竟应该是什么？说得更加明白一些，也就是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的新文化的“根”，——即构成新文化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特征，其主体的成分究竟存在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之中，还是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传统之中？究竟是引导和组织国民群体在当代社会主义生活中“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还是让全体国民在“回归传统”中实现所谓的文化繁荣？

      当前从事于“古典回归”的学者们，虽然其理论说法各不一样，但是，其基本的内涵却是相同的。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扭曲，道德情操沦丧，年轻人不如中年人，中年人不如老年人，而精神领域中所存在的种种缺陷，追查其根本，便是由于失却了儒学的传统而得以造成。于是，“回归论者”为社会开出了拯救的药方，即高举以儒学为核心的“古典回归”的精神旗帜。他们认定，由先师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其基本精神，几乎已经涵盖了现代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所以，一言以蔽之，所谓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就是重建儒学精神，实践儒学教义的过程。他们甚至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该升华为国家意识”。

      我们的看法与“儒学回归论”者不同。我们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历史的传统，但是，这种尊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发展。我完全相信，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是不能脱离中国自身文明发展的大道的。但是，中国历史上能够积淀至今的伟大的文明，都是中国不同历史时代中我们的先民，与他们生活的时代相一致的、表现时代精神的伟大的“创造”。“儒学回归论”者，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确实怀抱好意。但是，我们如果只能在“儒学的田地”里耕耘，而没有面对“新时代创造新文化”的远见和能力，新文化的建设将是遥远而不可企及的。

      一个严肃和认真的文化史学家，如果他不回避自己所应该承担的历史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他就应该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进行严肃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回答。

      二、关于“文化”的范畴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内涵的诠释

      在讨论我国当代新文化的精神指向时，我们必须对“文化”的范畴做简单的阐述，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内涵，作一科学的诠释。

      《易·贲卦》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或许是世界上关于“文明”与“文化”的最早的命题。尽管现在使用的“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是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由日本学者翻译西洋学术而组成的日本汉字新词汇，其内涵与外延都要丰富和宽泛得多，但《易·贲卦》所阐述的“文治”和“教化”的概念，无疑仍然是“文明”和“文化”所内蕴的中核。

      当代学术界关于“文化”的诠释，已经积累起了一百数十种的理解，其中除却荒谬绝伦者外，大都也具有某些合理因素。我本人认为，“文化”的范畴，事实上具有“表层意义”与“内层意义”。从“表层意义”上说，所谓“文化”，它是“人”在克服愚昧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以及相应具备的能力。从“内层意义”上说，所谓“文化”，它便是“人”的本质的形成、发展与展现。关于“文化”范畴的双重意义的阐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文化建设中的“精神指向”，与关于“文化”的范畴密切相关。它是指在“人”的本质的形成、发展与展现过程中的“导引性”力量。这种“导引性”的力量，应当表现为关于“人”在形成“人”的本质并展示其本质时，在生存目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方面所给予的指示性方向。文化的“精神指向”既因为历史的发展而传承，更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从文化史学上来考察，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都具有每一个时代的“精神指向”。思想史上每一个学派的出现，都是为了使那个时代的文化能遵循本学派的精神指向发展。但是，一种思想文化学派究竟能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指向”，则要取决于社会的许多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则要取决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而同时也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意志。毫无疑问，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精神指向，即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生存目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定位，根本上都取决于那个时代中的统治阶级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