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盛，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时贤已经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范围、内涵、意义与困限等问题作出更进一步的厘清。 一 笔者注意到，在有关讨论中，人们虽然都在谈论“文化保守主义”，但其所指却并不太一致，有的过于宽泛，不仅将“国学热”全部看作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而且甚至将“后现代主义”也入于其列。有的论者则否认存在着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这就牵涉到如何恰当界定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 如所周知，文化保守主义最早产生于西方启蒙运动中，其基本特点是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及其由此带来的人性的疏离、意义的迷失等问题。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非西方国家总是难免面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突，因而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归成为非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注重价值理性之外的另一个鲜明的共性。正是有见于此，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时曾经指出：“可以用‘传统主义者’而不用‘保守主义者’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所有这些人，如章炳麟、熊十力、梁漱溟，和其他宣称过去的理念和价值对他们仍具有效的人。”〔1〕当然， 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传统为依归并不意味着根本反对现代化。作为一种现代思潮，毋宁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代表了一种寻求不尽同于西方式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 从理论上讲，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以弘扬价值理性的普遍意义为自己的理论旨趣；第二，以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作为自己最基本的价值归属，并由此主张以保守传统作为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衡定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则有可能因标准过严而不切实际。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对文化保守主义作为社会思潮的整体特征进行把握不同于甄别某个特定对象是否文化保守主义者。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某些并不真正以中国文化传统为自我最基本的价值归属者事实上也加入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大合唱。第二，由于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是与全盘西化激进主义思潮的衰退相伴随的，一些论者正是在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保守”特征并由此被引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同道。因此，立足于整体把握文化保守主义这样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本文主张不仅将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典型特征者看作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将主张以回归传统为谋求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及在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中明确倡言未来中国文化应走保守主义之路、并且至少不明确申言不以民族传统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属者亦一并归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阵营。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难看到，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内涵或表现。 第一，出现了“话语转换”，即放弃“激进话语”，转而采取保守主义的立场。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最为鲜明的表现。如所周知，中国的近现代化是以“以夷为师”为历史起点的，中西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着的时代势差决定了中国的近现代化必然是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的。因此，自由主义西化派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曾经占有过重要的地位。尽管它几乎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对比起其直接的理论对立面文化保守主义来，西化派无疑具有更为显赫的地位与更为广泛的影响。这种状况在一定的意义上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在反省中国大陆80年代的文化讨论时，有的论者曾经将其基本格调依然概括为以全盘西化为主体的“文化激进主义”。这一归结虽然不足以反映8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思想界的全貌，但也的确抓住了其中全盘西化思潮依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样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这种状况在90年代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出现了带有整体性倾向的“话语转换”。一方面是几乎无人再公开声言走全盘西化之路；另一方面则是许多论者主动宣示自己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并由此激烈批评“文化激进主义”、重新反省中国文化特别是其近现代化历程。在这种“话语转换”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李泽厚先生。如所周知，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他提出了“西体中用”的主张，表现出了温和的西化倾向。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李泽厚却自觉地进行“话语转换”，提出了“告别革命论”，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次革命均归结为“激进主义”并予以贬斥，认为中国早就应当走“改良”的道路〔2〕。 与此同时，他还公开声言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不同于港台新儒家的“新儒家”〔3〕，从而清楚地表现出了力图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任的理论自觉。 正如李泽厚先生自我声言的那样，他所标示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号的确与其他“自本自根”的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异（下文将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作为一个在当代中国有着相当影响的著名学者，李泽厚从倡导“西体中用”到明确标示自己的“新儒家”立场，却正足以典型地表征当代中国文化讨论中从全盘西化高涨到保守主义兴盛的转变。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自90年代开始，文化上新保守主义精神不作宣告地悄然形成了。……显然，这是一次文化气质的大转型，对此一巨大的转变我们已有了明确的感知。”〔4〕 第二，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相呼应，公开倡导在当代中国大陆复兴儒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新儒家“复兴儒学”的基本主张不仅在历史上而且时至80年代的文化讨论，均遭到过猛烈的抨击。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与长期以来的反孔、批儒、避“儒”惟恐不及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不少在大陆马列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又开始自觉地以孔家的现代传人自命。在其中，既有人在境外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也有人在大陆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揭举大陆新儒家的旗帜”；既有人早就以港台新儒家的“门墙”自任并自觉地回应大陆学术界对港台新儒家的批评，也有人强调要在海外新儒家已经完成对传统儒学的“哲学文化诠释”的基础上，在大陆完成“对传统儒学作创造性的政治法律转换”的任务。上举李泽厚先生虽然明确申言不同于港台新儒家，但也依然以“新儒家”自认。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复兴儒学”说已经俨然成为一派显学〔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