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源：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前景问题，特别是儒家思想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国”概念。刘先生对此有何高见？ 刘：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之末了。上一个世纪之末，人们曾经悲观过，实际上悲观得也很有理由，果不其然百年之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热战之后，还有冷战。这次的世纪末，人们似乎不那样悲观了，相反，对未来充满憧憬。所以才有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纪的作用的问题提出。我们都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情不容易说得清楚。但文化的传播，是与国力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必有所增强，应无问题。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的确尚有未完全成为过去的东西。不过依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是儒释道三家的结合体，对人类未来的作用，也必是这三种资源的互生互补互用，而不是一家一派的单一的作用。杜维明教授近年致力于“文化中国”概念的阐释与研究，他的目标是想整合传统，调动资源，祈望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尽可能有所发用。学人之殚精远虑，不可谓不良苦。只是如果细心体察历史，就会发现，宋明以后的儒家思想已不那样单纯，佛教哲学、道家与道教的思想在用各种方式参杂其间；而且与社会的日常生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当然，儒家强调的处理人际关系的重和合的思想、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宋明以后的社会结构呈儒商结合的趋势等等，在未来世界应该是有其思想资源的价值的。但我也不赞成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的说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经》里的这句不朽的话，昭示给我们的是世界总归是多样的世界。 静源：最近，先生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题在《中华读书报》上连载四五万字的长文，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思想的源流。此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请问，使中国文化保存活力的本质要素，您认为是什么？ 刘：您说的这篇文章，是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写的序言，主要探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特征，但也追溯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流及其嬗变过程。文章发表后引发起学界同道这么大的兴趣，原来不曾料到。丁丑春节过后，2月26日，戴逸、李慎之、 李泽厚、汤一介、庞朴、余敦康、梁治平、何怀宏、雷颐等师友，还专门以拙稿为题聚谈过一次。看来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思百年世事，是个有意思的话题。至于使得中国文化保存活力的动因，我想主要是已化作日用常行的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和行为规范。但我不能不坦白地承认，由于近世以来中国社会处于解构的过程之中，这种精神和规范已经耗散、流失得差不多了，所以中国文化事实上陷入相当程度的危机状态。文化重建与社会重建，是今天的当务之急。关键是建立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不是国内通常说的那种信仰，而是以情感认知为基底的精神归属。汉字作为文化载体和把汉字的书写艺术化的中国书法，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静源：中国近十年来的“文化热”，一直以“国学热”为重心，并引起了中共官方的高度注意。先生以为该如何协调“国学热”、“文化热”和官方思想之间的关系？ 刘：应当说明，我个人是不很赞成“文化热”、“国学热”这样一些提法的。“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这是1988年我撰写的《中国文化》创刊词里面的话。尽管如此，80年代开始的重新重视传统资源的整理与研究的学术走向，却值得欢迎。因为这是对长期存在的割断传统的思潮的一种反弹，是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的新文明秩序铺路奠基的工作。进入90年代以后，研究风气渐趋厚朴，学术规范得以提倡，研究成果稍有可观者。这就是所谓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的说法的由来。其实近年之所谓国学研究，也只是恢复记忆，连接传统，刚刚起步而已。国家领导部门倡导传统文化之发掘，一方面有唤起民族文化认同之自觉，增强国人的凝聚力之考虑；另一方面，应该也认识到传统与现代化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极端。当然政治强力部门如果过分追求学术研究的现实功利效果，对重新审视传统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学术处此背景之中，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非常重要。 静源：请您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杂志的办刊旨趣、主要栏目和学术品格。 刘：《中国文化》是1988年筹办的，当时意在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因而提出“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主张新学与朴学结合，希望对流行一时的浮泛学风有所匡正。“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是我们的办刊宗旨。辟有“文史新篇”、“专学研究”、“古典新义”、“文化与传统”、“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古代科技与文明”、“佛教与禅宗”、“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现代文化现象”、“学术史论衡”、“学林人物志”、“序跋与书评”、“旧学商量”、“本刊专访”等专栏。国内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深学者都是我们的经常性作者。日本的镰田茂雄教授和木村清孝教授，曾在《中国文化》上发表过关于禅学的文章并获好评。 静源：先生本人从事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目的是什么？ 刘：我早年研究中国文学，特别对明清文学思潮和《红楼梦》用力较多。同时也作文学批评。近十几年转而研究文化史和学术史。我的学术目标，主要是想理清楚中国的学术长期以来为什么不能独立以及怎样才能走上独立的道路。因此我特别重视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特别重视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道路。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能坚执学术独立立场而毫不动摇的学人。他一生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近年比较集中地研究陈寅恪其人、其学，以及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共35卷、3000万字，本年度内全部出齐），目的即在于此。当然也由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和五四时期学界前辈所面对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我们提出的自以为有创见的问题他们也早已提出过了。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只写到清末，以后的100年即20 世纪的学术演进状况，总该有人做一些必要的清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