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夷夏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面对多元文化竞争、共存的特殊处境，同时应珍惜此一处境，使之成为建构开放的现代文化模式的契机。学界对多元文化模式的正确性、必需性业已形成共识，然而，中国文化面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心态，是能否造就此一模式的关键因素。大家对此则缺乏充足的反思。本文回味汉魏之际、明末清初佛教与天主教两大异质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由此揭示儒家传统对异质文化接受心态上的先天缺陷，造成此种缺陷的根本原因，是孔孟儒家的分别夷夏观念。

      一、从夷夏之别说起

      孔子和孟子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分别夷夏观念的始作俑者。《论语》、《孟子》中曾引人注目地提示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孔孟所谓的夏或诸夏，泛指春秋时代齐、鲁、晋、郑等中原文化区；孔孟所谓的夷或夷狄，指南方落后的诸侯国楚国及吴国，也泛指当时的整个南方落后地区。先秦时代有“九夷、八狄、七戌、六蛮”之称。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戌在西，六蛮在南，〔3〕夷、狄、蛮、 戌指中原文化区以外的所有民族、部落、地区或国家。他们认为夷狄地区即使有政治秩序，还不如政治失序的“诸夏”地区，用“诸夏”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去同化或改变夷狄地区，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用夷狄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来同化或改变“诸夏”地区，则全然不合理的。

      孔孟所强调的夷夏差别，究竟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孔子和孟子的权威注疏家们说：“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言以诸夏之礼义化变蛮夷之人耳， 未闻变化于夷蛮之人，同其道也。”〔5〕“中国”即诸夏， “中国”有文明发达的礼义，夷狄或蛮夷地区则无。夷夏之别不仅指“诸夏”与“夷狄”的地区性差别、民族性差别，更是礼义与非礼义、道德与非道德、文明与野蛮的差别。分别夷夏是孔、孟思想中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它构成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中潜在、持续而稳定的前定认知结构，形成民族文化心理面对异质文化的一种习惯性的无意识心态。此一前定认知结构或无意识心态强调“诸夏”文化对于夷狄地区的优越感，强化“诸夏”文化对于夷狄文化的蔑视、拒斥，渲染夷将变夏的危机感。

      不少论者评价孔孟的政治思想时，往往着重指出分别夷夏观念“内诸夏、外夷狄”的特殊历史背景，或者着意此一观念对于铸造华夏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特别作用。孔孟思想中的夷夏之别，同秦汉以后日渐强调的“夷、夏之防”，在倾向上不尽相同，但是就对异质文化蔑视、否弃、拒斥、畏惧的无意识态度及非理性价值标准而论，孔孟此一观念实难辞其责。

      让我们稍稍温习孟子夷夏说的语境。孟子此语针对许行弟子陈相、陈辛而发。“为神农之言”的农家许行来自楚国，陈相、陈辛也是楚国人士。陈氏兄弟曾经是另一个楚国学者陈良的学生，后者“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接受礼义教化。陈良死后，陈相、陈辛尽弃所学，学于许行。孟子称陈良善变，陈相、陈辛不善变，前者变夷为夏，由幽谷而迁乔木，后者变夏为夷，由乔木而迁幽谷。孟子把以上四人都称作“南蛮”之人，由南蛮身份而接受礼义教化者值得称道，不赞同或反对礼义教化者就是“南蛮舌之人”。

      《孟子》记农家许行的言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又记许行师弟的行迹：“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6 〕许行主张君主与百姓并耕共食，主张人人劳动、自食其力，倡导人与人的绝对平等，要求社会统治阶级放弃对被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同主张礼义教化的“周公、仲尼之道”相比，农家许行发表了一种新的人生哲理、政治学说，相对孔孟所弘扬的“亲亲、尊尊”的中原文化而言，许行展示了另一种迥异的“礼义”。然而，从分别夷夏的狭隘观念出发，孟子强烈诋毁许行是“南蛮”，攻击其学说将“乱天下”。他对出自中原文化区之外的“神农之言”所包含的深刻文化意蕴，缺乏最起码的理解和同情。

      孟子对许行、陈相、陈辛的批评，典型例示了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诸夏”文化面对异质文化的根源性态度。

      二、面对佛教——“佛本夷狄之人”

      汉、魏之际，佛教东传。佛教教理以生、老、病、死等人生体验为出发点，以择灭烦恼、解脱自在为人生目标，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十六字诀为理论纲领。对于重视现实人间、强调人伦生活的“周公、仲尼之道”来说，宣扬寂灭解脱的佛教当然是无可理喻的异质文化。《弘明集》、《广弘明集》两部文献，记载了佛教东传之后佛儒、佛道之间的往复辩论，这些辩论既涉及佛教的哲学理念，也涉及佛教的出家制度、礼仪规范，但是整个辩论的出发点及价值标准，则是分别夷夏此一前定认知结构。

      《牟子理惑论》是《弘明集》中最早的辩论文献之一，大致反映佛教东传之初的儒佛关系。其中，儒家学者如是批评佛教信徒牟子：“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7 〕佛教的人生理念被简单地评为“夷狄之术”，年轻时学习儒学、而现在则归向佛教的牟子，被批评为和陈相、陈辛兄弟一样不善变。而对异质文化的佛教，儒家学者使用的批判的武器，即是孔孟的分别夷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