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论争，在16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里热乎了一次又一次，掀起了一次次高潮。笔者无意于对已有的各种争论再作褒贬，只是想通过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来探讨中西文化关系及产生形成这种关系的机制。 文化交流大多是双向的。在交流的双方中，总是由发展层次高些的文化居于优势与主流，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是由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的。就这点而言，结合历史实际，我们认为，中西文化关系曾经历过一个互换位置的嬗变。其段限大致以17世纪为界。此前，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以“东学西被”为主，到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双方的地位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倒转，即以“西学东渐”为主。 （一） 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记载，人们会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文化的各个方面就出现了堪与古代希腊交相辉映的成就，而在公元3世纪到15、16世纪之间， 中国在这些领域仍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为西方各国所望尘莫及。 公元3世纪时，罗马帝国已值晚期，社会动荡不宁， 还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和骚扰。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大肆焚掠， 无数文化艺术珍品毁于兵燹。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诚如恩格斯所描述的“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1〕。直到文艺复兴前， 西方为教会势力垄断，哲学成为宗教的婢女，科学与其它形式的文化亦无不屈从宗教，文化式微。而其时的中国古代文化，自春秋战国出现繁盛景象以来，中间虽遭始皇焚书坑儒，但经两汉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派张骞出使西域，凿通了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从此，中国凭藉其文化和经济优势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制其先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以丝绸名中西方交通之路，本身就说明那个时候东方与西方的交流是以中国为主的。而从东汉到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政权更迭，匈奴又不断南侵，致使丝绸之路时阻时通。但无论哪个朝代，哪个政权，都十分重视维护中西交通的顺畅，他们继承西汉时期对丝路的管理模式，或在西域设官置守，或屯田驻军，或派员慰抚沿途各地……。这些无不说明中国在其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居主流地位，是为主动的一方。到唐代，中国更是凭藉强大而稳定的政治局势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不断地传播到域外各国，也不断地将域外文化吸纳、融会到唐文化中，在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中始终处于主动与优势地位。唐以后的宋元明三朝，中西文化交流继续保持唐代的格局向前发展，中国文化仍领先一步。直到欧洲大陆文艺复兴运动广泛展开之后，这种文化交流格局才开始逐渐有所改变，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国完全丧失了主动接纳外来文化影响的能力，也不再能主动走出国门去寻求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从此，中国失掉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维持了十多世纪的主动地位与优势。 16世纪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不仅一直居于主动与优势地位并对于西方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远比西方文化所带给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既有物态文化方面（包括科技与工艺成果）的，也有制度和思想意识文化方面的。即以物态文化方面而言，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也远不止于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关“丝绸”、“瓷器”、“漆竹”、“茶叶”等物的文化形态对西人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濡染。闻名遐迩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变革都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说纸使欧洲的复兴成为可能也并非过分”〔2〕。 中国其他三大发明对西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曾断言，“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3〕。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意识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也很大。《马可波罗游记》风行于14—15世纪的欧洲。学者们一致肯定它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过一定影响。从13—18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渐多，他们回国后所作的宣传及在华期间的通信、笔记和译介文献等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向西方社会传播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礼义习俗及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等知识。其中金尼阁根据利玛窦札记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杜赫德主编《中华帝国全志》、冯秉正翻译《通鉴纲目》以及法国耶酥会士编撰《海外传教士书简集》、《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最有影响。 如伏尔泰接触了这些文献后在《风俗论》中说：“欧洲王公及商人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认为中国文化的发现对思想界来说，同达伽马、哥伦布在自然界的发现同等重要。这充分表明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肯定和赞赏。他还从其抨击和否定法国专制制度的意愿出发，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无论在道德方面或治理方面最好的民族”，主张引进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则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向往〔4〕。 普瓦佛更在言辞语气中透出他对中国制度的赞叹：“如果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法律的话，那么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看看中国这幅诱人的图景就可以知道了”〔5〕。显然，法国思想家把中国制度当作了一种幻化的理想， 他们对中国制度的理解和认识是肤浅的、偏颇的，甚至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这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怀有先潜的目的和意愿），也存在客观的壁障。因此才会有戏剧性的事实，即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文化对17、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宣传鼓噪资本主义、抨击封建专制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