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自然的矛盾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一直存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危机或生态危机最早出现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并且在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而变为全球性的问题。其结果不仅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把别的物种甚至整个生态系统推到了濒危的边缘。因此，反思危机的根源，寻求解决危机的对策，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从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对生态危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人们由开始把环境危机归咎为人口、经济、技术等因素，进而认为生态危机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对危机根源的认识要求首先对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观和传统的伦理学乃至宗教神学作出全方位的深刻的检讨。相应地，解决危机的办法也由重视经济、技术的改进，到了倡导整个文化的自然观、价值观念的变革。伴随着环境运动的发展，这些观点和思想在西方社会获得了很大的可见性，并对当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追溯这一认识演变过程，对西方生态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达成一定的理解，对于我们应当有借鉴的意义。 1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环境问题已经是世界发达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各种公害事件频频出现，如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等。7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在范围上变得更广，在危害程度上变得更深，沙漠化、酸雨、臭氧层的破坏、全球性气候变暖和物种多样性的减少等，这些严重关系人类和其他生物存亡的现象已触目皆是。 由于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发生在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全球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的时期，因此人们自然从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行为的失当等方面去理解环境问题，由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例如，生态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在他1968年的文章《公共牧场的悲剧》中认为污染问题是人口膨胀的结果。他说，一个孤独的美国拓荒者怎么处置他的废物关系并不大，但随着人口变得稠密，自然的生化过程就会变得不堪重负。因此，自由生育将会给所有人带来灾难。〔1〕在1974年提出的颇受非议的“救生船伦理”（a life-boat ethic）中，哈丁认为发达国家的援助应当给予那些愿意控制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就像翻船事故中救生船应先给予那些有力气自救的人一样。 70年代后，从比较综合的角度来理解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有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D.Meadows）等人在《增长的极限》（1972 年）中所提出来的思想。他们指出人口、食品、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是以指数规律增长的，而地球的承受能力和产出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上述五方面的增长不受限制的话，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人类的经济增长将达到地球的极限。他们因此提倡一种零增长的模式来避免人类社会的穷途末日。 另外有些学者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入手分析环境问题，但是他们看到了在技术和经济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造成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而经济和技术只不过是这些因素的结果而已。 美国生态学家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他1972年的著作《封闭的圈子》中把环境污染的原因归结为新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他指出，从美国的历史上看，大部分污染问题的出现或恶化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这段时间正是战前科学上的理论突破急剧转化为技术，并在工农业生产上广泛应用的时候。在讨论了农用化肥、农药、洗涤剂、化纤产品、内燃机汽车的环境后果之后，康芒纳认为，支配生产的许多技术都是和生态相冲突的，因为技术在解决问题时只考虑一个局部的环节，而生态是个无穷的循环。而且，更为本质的是，“这些污染问题不是产生于新技术中某些小小的欠缺，而正是源于技术在达到既定目标方面的成功”〔2〕，例如，塑料正是因为不易生物降解才对人有用。 由此看来，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由它的本质决定的，即技术是被设计来解决单一的、分离的问题的，而且人们相信，针对每一问题都存在解决办法，这已经是技术社会的一个普遍信念。康芒纳认为技术的这种缺陷来自于其科学基础。现代科学的最重要的方法是还原论，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有被打碎成为分离的组成部分才能得到理解，整体性质是其部分性质的总和。这种还原论的偏见还往往使科学不去关心实际的生活问题，如环境退化等。康芒纳认为以还原论的方法去分析生态系统这样复杂的自然系统是无能为力的，而一种相反的方法，即杜博斯（ReneDubos）等人主张的整体论（holism）， 在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方面倒是取得了出色的效果。〔3〕可见， 康芒纳已经把生态危机的原因追溯到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缺陷，这是对危机认识的一种深化。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 ）在《小的是美好的》（1973年）一书中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环境后果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批评。他 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经济效率、经济增长等已经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任何反对经济发展的人都会被视为破坏分子或傻瓜。但是，经济学的评价却是一种片面的评价，因为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的、美学的、道德的或政治的评价。经济学评价的片面性首先在于它只计算事物的市场价值，而不考虑事物自身的、内在的价值，这样，无价的物品标上价格后，就成了没有个性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经济学上的成功意味着买卖中的获利，而环境的损害是不在经济学考虑范围内的。舒马赫认为，经济学应该了解超经济学（meta-economics），即考虑经济学之外的意义，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比如，商品在质上的区别，即相对于环境的重要性。另外，经济学是受形而上学的影响的，现代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孕育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而另一种文化则会有不同的经济学，比如“佛教经济学”。总之，文化价值的目标决定了什么是“经济的”行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追求获利，我们就会用机器代替人力，并采用更高的技术手段；如果我们把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当作目标，我们就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参加创造性的劳动。舒马赫主张后者，并为此提出“中间技术”的概念。在他看来，人们应当因地制宜地采用一种介于先进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来安排生产，因为这种技术对资金和人员的要求都比较低，而且是一种能把人的双手和大脑结合起来的具有“人性”的技术，能够适应生态学的规律。舒马赫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但是他认为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是经济学后面的哲学和价值，因此，他把教育视为最大的资源，因为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价值观念，传播如何对待生活”〔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