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界定我国现代医学时，人们通常强调了它1840年传入，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的一面，而另一面——该医学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以汉语为载体，这个很重要的具有人类文化意义的层面，却鲜为人注意到。医学是人类的意识形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简言之，不属生物遗传、属人类创造的任何事物，人类能动地适应环境的方式就是文化。医学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手段、人造的产物。这里所说的“适应”是与生物遗传适应完全不同的范畴。生物遗传适应是整个物种都具有某种变化；而人类文化适应则是由人类的少数成员采取适应性行动，使全人类获益。对疾病的医治当然不是物种的遗传，而只需一定数量的医务工作者在群众防治疾病的实践中完成的适应，亦即“文化适应”。 医学密切关联文化，文化密切关联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表象，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没有离开语言的医学，也没有不受语言影响的医学。土生土长的医学固然如此，从人类生活别的区位和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变迁而来的医学，概莫能外。西医传入中国，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扎根、生长、繁衍，受到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与汉语言相互交叉、渗透，形成血肉相依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已中国化的现代医学。 2.用汉语书面语言构成的现代医学教科书和论著中，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汉语词汇，这似乎是习以为常的现象。但细究起来很有意义。这种现象被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称为“语言遗迹”，我们可以在“语言遗迹”的研究中溶入很多医学文化的命题，可以通过语源学的、历史学的探讨，进而对已经过去了的医学文化变迁作一番推断或还原，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理解前人的思维，从中探得医学文化的精微。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过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在很多地方引证分析古代词汇，来推断希腊人在进入文明阶段以前已经知道了什么，例如从固定不变的家畜名称中找到了那个遥远时代已经发展畜牧生活的证据。我们可以缘此而建立跨学科的课题。 3.现代医学已经能够从基因水平揭示肿瘤癌变的机理，而中国现代医学保留着的“癌”这个词汇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外来词（借词），它最早出现在宋朝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书》中。它标志着我国传统医学对肿瘤早有所认识。又例如生物医学在表述机体内的生长、繁殖运动等生命活动过程中的化学变化时，常用“代谢”一词，这个词最初并非医学词汇，它出自西汉的《淮南子》，原义指四时变化，后来出现在唐代孟浩然的诗中，指人事变化。再如药理学中的“阈浓度”或“阈剂量”等概念保留着“阈”这个词，原是社会生活用语，出自《论语·乡党》：“立不中门，行不履阈”，本义为“门槛”，现仍在现代医学中使用，是经过引申的，十分精确，无可替代。现代医学的解剖名词“贲门”，见于明朝李中梓的《医宗必读》：“胃之上口，名曰贲门。”更早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下称《说文》）中就收录了“贲”字。例证可以信手拈来，象“谵妄”、“嗜睡”、“角弓反张”、“肢体瘫痪”、“里急后重”、“腹泻”、“便秘”、“黄疸”、“妊娠”、“痉挛”以及疾病的“隐匿”、“彰著”、“稽留热”、“瘿”、“瘘”等等词汇都是从古汉语中来的。在中国现代医学中保留使用的古汉语词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中医学中的医古文词汇以及医古文化以外的、非专业性的古代社会生活词汇。我们不能只从语言本身去界定它的本质，而应当从人类的进化、文明的发展角度概括语言现象，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科学结论。人类思维的目光、对事物的关注影响到他们使用的词汇，阿拉伯语关于骆驼的词汇很多，正因为该民族的生活离不开骆驼。人们只要跟某一类现象的关系密切，就会不断创造出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来详细分辨之。我统计了《说文》、《词源》、《辞海》收录的“疒”部字，比较起来有这样的结果：①《说文》收录“疒”部字102个，《词源》收录168个，《辞海》收录177个。 ②《词源》与《说文》收录相同的字共79个，如：疴、痫、疡、疽、痉等，《词源》中有而《说文》中无，也无同义对应的字共80个，如疔、疚、疣、疰、痃等，《说文》有而《词源》无的字23个，《词源》中除有一个字与《说文》所收的某字相同外，还有同义异形的字共9个， 如《说文》中一个“疠”字，《词源》中也有此字，而且还有“癞、疠”与此字同义对应。③《辞海》中该部的简体、繁体同时收入的字有24个，《辞海》比《词源》、《说文》多收的该部的字共10个，它们是疨、疯、痐、
、
、瘦、瘙、癍、瘩、癌。 应该适当考虑这样两种情况：①字书、词典有可能漏收少量在成书以前使用的字词；②由于词书分工原因，《词源》专收古汉语词汇和有关文史方面的词条，因而删去原有的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方面的词条，但是所删去或漏收的有些既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字，也是古汉语词汇，研究时应顾及此等因素。历史语言学家发现在1000年中，某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大约可以保留81%，《说文》创稿于东汉和帝永元12年，即公元104年，距今1893年，据推算《说文》中的基本词汇保留率应是67% ，而《说文》的“疒”部字在《词源》中存在77%（等于79:102）。人们描述疾病的词汇（当然不仅限于“疒”部字）有较强的生命力，可以肯定。正如美国佛蒙特大学的哈维兰教授（W·A·Haviland）讲的：“尽管语言一般而言是可变的和可适应的，但是一旦一个术语确立起来，那它就会倾向于使自己永存下去，反映并表现一个群体的社会结构、共同观念和他们所关心的事。” 4.上文的实例以及尚未列出的大量现象，已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高价值问题：古汉语词汇保留在现代医学中显示了什么规律？其次还有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说西医学与中国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相结合，必然演变为中国化的现代医学，依据是什么？笔者认为两个题的答案都可以归之于“文化生态”，现在我们先从理论上验证： ①本课题的中心论点与“生态”一词的语源含意完全一致。“生态”是生物学家研究生物体居住的条件、物种构成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所用的词，它源于希腊语，在其母语中有“住所”、“环境”等含意。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在现代医学中的保留，也是取的此意。人类学研究环境，不只是关注自然生态，而且强调文化与各种变量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文化人类学认为总生命网有两个层次，在生物层之上还有一个文化层，二者构成生态上的共存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们对环境理解的范围不应当过于狭窄，可以说单纯的自然环境对于文化几乎是没有的，即使原始文化，也是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也是人化的自然。一种文化，它既有自然环境，也有它种文化构成的环境。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在现代医学中的保留，就是强调语言与文化环境的关系，仍然是强调人与环境的生态共存关系，只不过生物体的人与环境的生态共存关系，引申到了人的文化符号——语言，原理未变，当然引申是合理的。 ②笔者对医学文化的认识可以在人类学研究的“文化生态学”中得到理论支持。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是朱利安·斯图尔德（J.Steward） 提出的。关于文化的进化是哪个因素决定的，斯图尔德注意了文化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把文化进化看作是两个独立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个独立系统就是指文化和文化所处的生态环境。这种理论可用以支持笔者的认识，因为人类学已经根据文化生态学理论指出：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和内容，语言又能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