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G04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交流。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的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我国古代文化正是在不断博采外域文化中走向雄浑壮大的。自汉代通西域开始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中外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如果说秦以前是我国本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期，那么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五千年博采众长而形成的深厚的中国文化固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而祖先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的规律也同样是我们今天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有选择地并加以改造地吸收。因此，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过程（或者说外来文化的传入过程）其规律一般是：选择——实践——改造——创新。这一特点与规律尤其是在汉唐时期吸收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完整。像汉朝、唐朝这样文化灿烂的时期，中国不仅不会采取他国的制度文化，对物质、精神文化也不会没有选择地吸收，不过有的选择很快，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有的选择则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被接受后又被淘汰。一经选择之后，就开始实践。而外来文化也自然地设法适应本土的文化。比如佛教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先是向原始道教靠拢，以至于使人们黄老浮屠难分，把它当作神仙方术的一种；继之又以“空”套“无”，使自己的教义得到传播；佛教徒口说“不敬王者”，实际上力图取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援助；僧人与各种士人广为结交，通过与他们在一起活动，宣传佛教。总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适应中国国情，而中国却并没有被“佛化”，相反倒是佛教被“华化”。中国人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其与儒、道并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为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注入新鲜血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中国对于外来佛教的吸收也堪称我国以我为主，取外来之菁英，创造发展本土文化的典范。本文以汉唐时期中国佛学、中国哲学以及中国的多种文化形式对佛教文化的吸收为例，初步探讨汉唐时期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规律与特点。 1 佛教传入中国与禅宗的诞生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为古老的，它产生于公元前6 世纪的印度。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与各种文化形态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佛教的出现可以说是对古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是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佛教虽和其他宗教一样具有其信仰理论，但在人生观上强调主体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其理论更重视考察人生的现实问题、对人生作出价值判断、寻求人生的真实，而不是只关注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它的理论蕴涵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佛教创立之后，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复杂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主张平等、慈悲的伦理观念；形成了规范信徒的宗教生活、激发信徒宗教情感的礼仪制度；形成了传播和强化佛教思想的文学艺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佛教文化涵盖了整个印度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2世纪时分别得到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的信奉和扶持，在国内外得到空前繁荣和广泛流传。 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最初是原始佛教，其后自公元前4世纪左右形成了部派佛教；至公元一二世纪间， 又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产生了大乘佛教；最后其一部分派别又与婆罗门教相调和，产生了大乘密宗。印度本土佛教自公元9世纪渐趋衰微，到了12世纪左右，逐渐溃灭。此后，世界佛教中心东移至中国。然而佛教并不是在12世纪才传入中国，而是在大乘佛教的兴盛期即中国的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国，并从此开始了它在中国为求得生存和发展而接受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改造，并最终带上中国色彩的过程；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有选择地、加以改造地吸收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新文化的过程。 首先，是以恢弘的气魄敞开国门，能够容纳外来佛教——西汉末年，它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西汉时期的中国虽已具有在当时来说相当发达的经济文化，但先秦时期延续下来的哲学思想抵制了宗教的发展。从宗教思想看，我国古代没有出现定型的宗教。像佛教这样组织、教义都十分完整的宗教，中国还没有过。它提出的许多宗教观念、宗教理论都是新鲜的。但即使如此，中国也没有对佛教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乘”是梵文的意译，原意为“乘载”或“车辆”、“道路”的意思。它的教义旨在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轮回之此岸到达涅槃解脱之彼岸，而不坚持原有教义，只求自我解脱。大乘佛经的主要内容都是说佛身常在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且明确了“我”的含义。这些都是和早期佛教相违背的，甚至并没有在印度得到广泛流传或产生很大影响。而大乘佛教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却与中国传统的“人人皆可成尧舜”暗合；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弘通思想，关于入世舍身、普渡众生的主张更适合中国人受自传统的入世精神，更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大乘经典主张的“不离烦恼而得涅槃”也适合中国人注重现世生活的习性。因此大乘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相对来说，小乘佛教在中国虽也有一定影响，但远不及大乘佛教的影响那样深远和广泛。显然，中国人选择了大乘佛教是根据固有的传统文化性格所决定的，是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原则的。再者，大乘佛教的理论观点虽与原始佛教有很大差异，但大乘思想却是对佛陀教法的进一步发挥与完成，特别是在信仰和伦理领域把宗教的世界观发挥得更彻底、更系统化了。它的高度精密的哲学思辩与宗教幻想的巧妙结合，也适合当时中国人文化发展的高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决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在吸收中有选择，采撷外来之精华。这既是在吸收外来文化中所做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直接影响到吸收的结果，决定了吸收是否成功。为了发展本土文化，一定要吸收外域文化，但吸收一种外域文化的哪些方面，怎样吸收却是个难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谁都可以认同，但却不是谁都能找到找准一种外域文化的精华所在的，即找准吸收对象。那么怎样才能找到找准某一种外域文化的精华呢？这就要求吸收者本身要具有一双慧眼，具有一种能正确识别真伪、判断是非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的。中国在吸收外来佛教时之所以能取其精华，以我为主地选择了大乘佛教，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的。所以，我们只有在不断提高自己辨别问题的能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地做到取他人所长；当我们想广泛吸收外域文化以利于本土文化时，也必须要从加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学习、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上入手，才不会误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