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民的文化因素，汤因比有过这样的论述：“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也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和财产、技术、制度和观念——都不能违背这种法则。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1〕在地理环境、历史条件、 科学文化水平等因素制约下，海外潮人在长期移民过程中，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也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就潮人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一 冒险性 考察东南亚潮人的移民原因，一是迁出地的排斥力，这主要表现为家乡就业不足和贫苦经济状况的压力；二是迁入地的吸引力，这主要表现为东南亚移民空间的吸引；三是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中介因素，这主要表现为漫长的海岸线使中央集权对人口控制力的降低以及早期出国华侨的支持牵引等。另外，心理以及文化因素也不应被忽视。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乡土和家庭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恃所愿也〔2〕”。“离家一里遥， 不如在家好。”“父母在，不远游”等，这些观念成为指导和约束人民的文化传统，又与传统政治合为一体，转化为严酷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条文，历代封建政府皆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九卿在商议禁南洋时议定：“凡出洋久留者，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3 〕泰国海外潮人混血后代郑昭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复国后多次上表请封，但是却为清朝严词拒绝，称郑昭“本系内地微贱之人，漂流海徼，为其夷目……此等负恩僭窃之人，必不肯稍为假借，庶奸顽有所儆惧，而岛夷共懔德威〔4〕。” 除开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对海外移民的巨大排斥和压力，在近代科学和航海技术未发达之前，海洋对于任何企图跨越它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挑战。试想一下海外移民经历的三重难关：出发前为筹集出洋资金，变卖家中产业，多有倾家荡产者；然后以一叶孤舟，搏击海上，快者十天一月，受阻时飘零数月。浪高风急，前不见陆地，后不见家乡，人舟俱覆的惨剧时时发生；到达目的地后，人地两生，水土不服，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克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淘汰，多少人抛尸骸于异乡。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只有极端贫困或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会有勇气和决心跨海移民。作为他们的家属，也习惯了在为出国移民的担忧中生活和等盼亲人归来和对幸福的憧憬。出国移民是许多潮汕地区家庭的传统，几乎每家都有一部海外移民史，每家都有亲人在海外。一代代的青年人，对海外有成就的亲人有着浓厚的神秘感和崇拜心理，积淀了日益浓厚的文化心态特征。 潮汕地区的潮安县彩塘镇华美村以成公祠内有两块石碑，一块是《皇清诰赠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道员加三级沈君家传》，一块是《皇清诰赠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道员加三级沈公祠堂记》，记录了清朝同光年间新加坡潮侨沈以成、沈绍光父子从事海外贸易致富，热心祖国和家乡公益事业，捐输赈济而受诰封的事迹，也反映了潮汕地区不避风险，勇于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和风气，表现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勇于开拓的心态〔5 〕。 对于东南亚潮人来讲，其国家观念也较内陆地区的人民有明显不同。东南亚“地虽属蛮夷之地，界仍居南海之中”〔6〕。 他们秉承祖先自强无畏的精神、富有冒险的气质和不畏异域的传统。海洋辽阔，狂风巨浪，他们视之为人生必经的旅途；“天涯海角，椰雨摈风”，他们视之为人生必尝的滋味。“过番”是他们的普遍口号，南洋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对海外移民的排斥和压力，也对海外潮人的文化心态产生十分复杂的影响，这来自于社会心理的歧视，来自于背井离乡的悲哀，来自于在异国他乡低贱工作带来的软弱、无知和依附。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个人的生命和精神活动都是具有一定目标性的，每一种精神活动，只有被看作为某种目标所做的准备，才可能被领悟和理解。而强大的心理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动力，心理学上称之“补偿成才规律”。落实在海外潮人的身上，对压力的对抗就是去追求在家乡得不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作为补偿，以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当海外潮人心中具有这样一个动机时，他们的心理就会出现一个张力系统，在追求目标的制约和吸引下形成一种“向量”。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越大，他们的决心也就越大。特别在与祖国家乡正常的途径断绝期间，他们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为之而努力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为争取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方式也就更加多样化。 这种冒险精神与经商和海外奋斗结合起来，往往取得重大的成功。“尤不可及者为商业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中，万一失败，犹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辉斥乃益。”〔7〕如海外潮人的著名人物郑智勇，1851 年出生于暹罗，父亲郑诗生旅居泰国，妻子佘氏随夫寓居泰国，生活艰难，1858年遂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返回故乡潮州。不久其父告别妻儿，再次单身出洋，客死异乡，妻子改嫁。郑智勇13岁时流浪乡间，只身来到汕头，偷附红头船漂流出海，来到泰国。以加入海外华侨社会秘密会党而起家，结交泰国本地上层人物，承包泰国政府的“赠饷”，开设“花会”赌场。在发财后办事业、开洋行、航运、银行乃至办报纸等，并把业务扩展到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汕头、上海等地，成为当时泰国海外潮人中最显赫的人物〔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