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五大”的最重要成就，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旗帜意义。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江泽民同志在政治报告中，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说摆在突出位置加以阐发，喻意极其深远。它昭示我们今后一切理论与实践活动应该而且必须围绕这个基本国情展开，惟有如此，方能真正领会和贯彻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的形成，既直接源于中国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更根本的还在于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七十余年革命与建设理论及实践进行全面省察和总结的成果。令人瞩目的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以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纠左”为契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得“两个凡是”的荒谬和“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偏执，完全被实践理性所化解；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被纳入社会主义体制；“三个有利于”原则为丰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清除了障碍。社会主义不再是只停留在理论上的模式、概念，其内涵不断由实践所矫正、填充。将当代中国社会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重发展的宽阔视野和实践原则，它是中国现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写真，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又极富针对性地破解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层面上的敌视与隔膜，有利于摆脱思想上行动上的自我封闭，以使自己在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中，不断完善和强化自我。 然而，在我国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切实做到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要在市场基础上增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两相协调，任务将是繁重而复杂的。若放弃或丧失原则，“和平演变”随时可能发生；而由于担心社会主义原则将受到威胁，因噎废食，将公有制与其它多种经济成分对立起来，重归所谓的“纯粹”，则必然葬送经济发展的锦绣前程。对此，历史巨人邓小平早在1992年春就谆谆告诫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他对“左倾”的严肃警示， 满怀着历史的凝重，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底蕴，对我们能否坚持和怎样运用邓小平理论，都将产生关键的影响。 回首历史，“左倾”创伤仍在 启望未来，“左倾”隐患犹存 建国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反右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主题，此举的确有效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幸的是，反右派生出了“极左”，“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使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与之相对应，建国后的社会和经济也度过了三个比较好的时期：即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年讫今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恰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治国决策中未犯“左倾”错误或“左”的危害较小。 右是政策路线问题，“左”是方式方法问题，“宁左勿右”曾蔚为思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痴迷于形式和崇尚假、大、空的务虚风气及脱离现实的理论自恋肯定会有所收敛，但它仍能在新的义利之辩中大行其道，“姓资姓社”的诘难余音未绝。对政治功利的诉求极易诱发物质功利主义，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又框定了政治理论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一元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要么固步自封、要么自我失范的二律背反，造成人们理念与现实间的失衡，进而危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进步。 防范“左倾”，必先认识“左倾”，尤需对“左倾”进行寻根溯源的剖析。“左倾”之所以难于防范，它象一只无形的魔手，反复作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它赖以滋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是不可不察的，换言之，“左倾”具有某种社会文化上的依据和社会心理上的寄托，它们构筑了“左倾”一再死灰复燃的能量补给线。 “左倾”反复衍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基础，以此为倚托，与现实脱节的理论及观念往往能获得合理解释，空想也变得可望而可求 “左倾”根本上是个政治概念，而在认识上却不能不归属哲学范畴。“左倾”相对右倾而划定。 列宁指出：“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2〕 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什么是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3〕“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当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时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4〕 中国现代史上，无论左倾，抑或右倾，归根结蒂，是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究竟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而引发的不同理论与认识取向，它们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实践。“左倾”的发生主要表现为人们用以指导实践的认识和理论超越现实，显示出强烈的主观和先验色彩，悖离了“实事求是”原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深刻蕴涵了其认识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