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仇家恨及私怨的和解 老子洞察“和（解除）大怨，必有余怨”；北宋张载《正蒙》比较乐观地预测“仇必和而解”。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宜阐释老聃这一箴言。意大利两家世仇的消泯，付出了断绝后裔的惨痛代价，然而亲友的余怨恰似白居易《长恨歌》结束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成语“天长地久”亦出自《道德经》。罗马市某教授考证知罗朱悲剧乃虚构，即比《梁山伯与祝英台》更远离事实，但他不晓得河北清河县武植（大郎）虽身高一米八，贤妻潘金莲恪遵三从四德；只因借钱不遂的朋友极力丑化他俩为“三寸钉”和淫荡妇，私怨酝酿出清河武氏后裔的余怨，不能由平反祖宗而化解。传说清代陈世美开罪的作家虚构北宋包拯以虎头铡“侍候”负心郎的故事《秦香莲》。难怪西谚谓：“笔比刀剑更厉害”了。在广东，因风水迷信引起凌贵兴焚杀梁天来一家七尸八命的冤案，却属事实而非小说。时间必定冲淡梁凌两家族的积怨；好比苏轼亲姊被表兄兼丈夫程氏之母虐死后数十载，东坡邀请程氏游览惠州西湖，仿佛淡忘苏程两家的怨恨。世俗夸张父子之间无隔夜仇（即孟子所言“宿怨”）。国仇难灭亦是如此。如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国仇历廿年而消解，中日之间的国仇因钓鱼岛而延续，英德之间的国仇反为缓和了。倘若发生星球大战，“星仇”对象转为另一天体的外星人，“同仇敌忾”原理使地球人暂忘私怨、家恨与国仇，共同抵御“异形”侵略，党派就显得卑微，宇宙仅可能小康而难臻大同。 二、董仲舒的中和观 1967年，我自费出版《儒家的中和观》，今补充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的（1）“男女体其盛”。赞同先秦儒家规定男卅、 女廿为最适当的婚龄。（2）“臭味取其胜”。 提倡饮食依季节抉择佳品。（3）“居处就其和”。近似后世侧重的风水堪舆， 强调住宅切勿过度阴或阳、冷或热、干或湿。（4）“劳逸居其中”。 即避免太辛苦和太怠惰。（5）“寒暖无共适”。勿捱户外太冷太热的气候， 然则几乎否定南北极及深海高峰的探险了。（6）“饥饱无失平”。 孔子已倡君子食无求饱，董子补充另一极端。（7）“欲恶度礼”。 用礼调节嗜好与厌憎，孔子指出：“礼之用，（以）和为贵”。（8 ）“动静顺性”。行为勿违天性，即戒矫情，遑论扭曲人性呢！（9）“喜怒止于中， 忧惧反之正”。喜怒哀惧四项代表的七情六欲一旦合理便是心理健康，不必找心理医师。同书《度制》篇洞察社会病：“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为了要富豪贵而不骄、贫民养生无忧，董子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目标在“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他的政治经济观很务实，优于老子“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的消极阴暗的愚民政策根据。 三、惠施、荀况和胡宏的同异观 《刘熙载集》（刘立人、陈文和点校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中《昨非集》卷《儒问》讽刺慎到无知而惠施尚多知，结尾借儒家之口说：“世无慎惠之道”。刘熙载低估慎到与惠施的智慧。《庄子·天下》载多知的惠施主张“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范围细的）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差距最巨）同异”。惠子可能启迪《荀子·富国》的同异观：“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固定方式）而有用为人，数（理法）也；人伦并处，同求（生活需要）而异道（满足欲求的方法），同欲而异知（知识乃智慧），生（性）也。……势（地位）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强调：倘若纵容人民投机走私而不施行惩罚，放纵情欲而不加以禁止，那么民心冲动就会发展到难以理喻。民众爱憎相同的对象，可惜欲繁物稀，必然的恶果就是争夺。惠施未尝详细考虑伦理政治方面的同异问题，所倡有道德涵蕴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基于万物毕同，同属宇宙的存有existent或being。 《荀子·正名》的逻辑充满伦理政治色彩；“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表示对同类事物用同名、异类事物用异名，却像惠施哲学无政治气味。南宋湖湘学派始祖胡宏（五峰）尊崇孟子而非惠、荀，然而善用“用A 而异B”语构于伦理学，在《知言疑义》提出命题：“天理、 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宜深别焉”。理欲同体意味着可相互转化沟通，故朱熹严厉批判胡宏。 四、明代良医张介宾贯通儒道和医政 浙江会稽（绍兴）张介宾（会卿、景岳、通一子）师事金英，博览诸子百家及《内经》，撰《医易义》云：“医《易》相通，……可以医不知《易》乎？……刚柔相济，冰炭相刑（形）。……安不可忘危，治不可以忘乱；积羽可以沉舟，群轻可以折轴。是小事不可轻，小人不可慢。……因事制宜，通其变也。……善恶出之吾衷，良心自然难泯；……多阳多善者，神强而鬼灭，多阴多恶者，气戾而鬼生。然则鬼神从心，皆由我造；……《易》有万象，而欲以一字统之者，曰阳而已矣。……如‘艮其止’，止是静，所以止之便是动。是以阴性虽狡，未尝不听命于阳，而因其强弱以为进退也。”《易·系辞下》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在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老子教人谨小慎微；《战国策·魏策一》也洞悉“积羽可以沉舟，群轻可以折轴”；西谚指出：最后一支芦苇压断驴背。《三玄》的辩证思维裨益《内经》及一切中医。但是像史家、医师亦需才学识之项条件及道德。孟子创造良知、良能、良心三词，汉儒董仲舒扶阳抑阴，将良善和丑恶归属阳、阴。张景岳重阳善对比阴恶。艮卦倡适可而止，程朱夸张此卦优于《华严经》。景岳发挥《易·象传》“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及《易·序卦传》“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庄、荀颂赞止水，忠实反映外物，张介宾侧重良知的主观能动性，盼望君子似止水冷静对付小人。张载思定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良能，景岳遂言我心的阴阳创造鬼神。君子、小人像阴阳、鬼神此消彼长。张介宾洞察：“阳如君子，阴如小人。君子则光明正大，独立不倚而留之难；小人则乘爨伺隙，无所不为而进之易。安得春光长不去，君子长不死？惜乎哉！阳盛必变，……故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亦象夫阳一而阴二，反觉阴多于阳，所以治世少而乱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期颐（百岁）少而夭折多。……持满奉盈，君子惧之。……圣人……畏其（阴）败坏阳德，而戕贼乎乾坤之生意耳。……一阴之生，譬如一贼；……一象一爻，皆寓尊生之心鉴。……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合至真；融其气以生万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气数可以挽回，天地可反复，因无往而非医……《易》”。小人多于君子，涵蕴乱世长而治世短。儒家不因此而悲观厌世，而应积极强调内圣外王的体用关系。张载《正蒙·大心》主张扩充良心以合天心，景岳修改“天心”为“至真”，增添道家色彩。《医易义》再引孟子“不动心”及邵雍《不语禅》，“请观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然后重申“止”及医《易》门路云：“有能知此（止），则福胎于祸者，何祸不消？危生于安者，何危不却？夫是之谓调养生主，……谓医国乎。……醉造化于虚灵，美壶中之明；运阴阳于掌握，滴指之阳春。……一朝闻道，立证羲、黄。即道即心，谁无先觉？”张氏强调在恶劣环境必须站稳勿动摇志向。老子看出祸福互相倚伏，张氏巧用胎字作动词表示倚伏。庄周写《养生主》，陆德明正确解成“养生以此为主”。《国语·晋语》指出养国比养生更要紧道：“上医医国，其次医疾。”医国手就是政治家。范仲淹对良医、良相的抉择启迪孙中山先医民后医国。景岳认为醉心自然规律，臻致精微境界，则利于求福免祸。记时的滴漏铜壶，象征自然现象的阴阳变易。倘若控驭这些变化规律于手掌，便能像春雨润泽病人，引申为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