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省思 20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或其它流派思想，都把民族的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陷入深层的困境：价值系统崩溃、意义结构解体、自我意识丧失、精神世界危机。 我的朋友、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杨效斯先生去年曾在给我的信中说：百年来我们不能不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物质的、制度的、思想的）作为参照来反省自家的文化，而这就有意无意地承认了中华文明的失败和悲剧性的现状，百多年浮面的西化即是对西方文化的恐慌性反应和一定程度的自我羞辱。今天，我们又以中国传统的心理和文化精神，特别是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作为参照，来反省西化、工业化、商业化给地球生态和人之为人的“本性”所带来的损伤。而这就又有意无意地承认传统的外王学（包括科学与制度文明）等等并非都是糟粕，西方的外王学并非都是精华，特别是，传统的内圣学如何能在当今的世界发生效用。 现代化运动在从易北河以西向东、向南不断转移推扩的长期过程中，就曾不断受到不同民族、地区的知识精英的批评。上上个世纪之交，当拿破仑的马队把启蒙思想家确立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观念带到“保守”、“落后”的德国时，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的赫尔德等人却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来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他们反对把法国文化变成“普遍形式”，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普遍的人类，只有特殊型式的人类；没有什么普遍价值与永恒的原则，只有区域性民族性的价值和偶发的原则；没有什么“一般文化”，而只有“我的文化”。在这里，实现近代（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不一定意味着拒斥“时代精神”。文化启蒙与资源认同、现代性与民族归属感、个体发展与国家富强、世界大势与民族文化个性，并不是对立的两极。 在跨越21世纪之际，人们逐渐认识到西化和泛西方化的思维定势需要修正和检讨。在目前的价值失范、道德危机面前，在回应当代世界的多重矛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以健康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评价尺度和诠释维度审视、疏导传统，并视之为我们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内在资源和内在动力。“现代性”需要重新界定。“现代性”决不只是西方制度、理念与价值的普遍性。但西方制度、秩序、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又是非常重要的参照。其中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陷，需要发掘东方传统的政治资源、道德资源、价值资源予以调剂、互补与互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本世纪是我们疏离、背弃自己的传统资源的世纪，而下世纪将是重新认同、拥抱自己的传统资源的世纪。 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脱离本民族精神资源的陶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几代人对民族文化的伤害太严重了，犹如我们几代人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一样。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带来惩罚。人的危机，特别是人的素养（包括道德素养）的危机无疑将带来负面的影响。“为往圣继绝学”亦是“为万世开太平”，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往圣”太缺乏同情的理解。 20世纪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莫过于使我们几代人离开了传统精神家园，失去了东方人生智慧和德性的陶养。自《马氏文通》以来，文字、语言的教育完全糟蹋了汉语之美，弄成了非驴非马的文字，这从我们今天中小学语文（而不是国文）教学和莫明其妙的考题上都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已不能读通古典，起码的字都不认得。至于在精神资源和道德文明上，我们并没有吸纳西方之真善美以改善国民精神人格，同时又大大失却了古已有之的真善美价值。 20世纪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是背离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教育目的、职能、功用、方法日趋单面化。教育决不只是“工具理性”的，不应该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浅近直接的目的，甚至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需要或福利。教育是人类、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自然有它丰厚多重的“价值理性”的层面，而容不得“短视”。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包括人类文明，特别是我们的“国学”，我们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有着它独立的价值。教育决不只是知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文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代素养极佳的人才，在于培养社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在于发展全面的人格，在于重建理想和崇高，在于活化民族的精神资源。人文精神的熏陶，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学生克服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弊病，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经常说到的那样。 二、资源活化 人们现在常常议论传统美德。我们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讨论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活化问题呢？ 首先，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我们在文化精神上摆脱对西方的依附状态提供了前提条件。人们开始以新的视域审视“现代性”，反思现代化、文化传统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勿庸赘言，经济生活与文化小传统有着颇大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相应的，经济生活与文化大传统差距就更加巨大了。尽管如此，东亚的现代腾飞毕竟打破了韦伯理论的限制，连带着打破了一切以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为唯一参照标准的思想范型，打破了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普适性的迷信。 传统东亚社会与现代东亚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相连的精神纽带，尽管百多年“脱亚入欧”的“社会转型”（即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使东亚社会的种种面相日趋欧美化，然而传统的精神资源，沉淀在小传统中的忠、孝、信、义、缘、报等信念在东亚经济起飞的民间生活中仍然起着作用，当然也发生了适应性的变迁，包括扬弃了愚忠愚孝等。仁爱、慈悲等道德意识，儒释道三教关于天、地、人、物、我之相互感通与整体和谐的观念，通过种种渠道和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在中、韩、日及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并将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