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是中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两大恒定主题，前者的结果一般使得耿介孤忠之士益发执著于现实；后者则导致沦落困境的文人往往走向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形成两种既相关联又相反对的意识倾向－执著意识与超越意识。作为这两大主题和意识倾向的早期代表人物，屈原和贾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他们身经的流放贬谪，更给这两大主题和意识倾向打上了浓郁的悲剧烙印，并以模式的作用昭示后人。 一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贬滴诗人，也是执著意识最突出的代表。据考，屈原一生一次被疏，两次被放。他的被疏约当楚怀王十六年（前313），他的被放，第一次自顷襄王元年（前298）至三年（前296），放逐地点在江南一带；第二次自顷襄王十三年（前286）至二十一年（前278），放逐地点先在汉北，九年之后，亦即顷襄二十一年仲春前，屈原历经险阻返回郢都，适逢郢都陷落，他不得已再次踏上流亡路途，经夏浦、辰阳、溆浦等地，在赴长沙进发途中投泪罗江自尽〔1〕。 在长达十余年的放逐生涯中，屈原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哀怨、忧伤、悲戚、愤懑几乎成了他的终生伴侣，但他却从未屈服过、颓废过，他的生命始终处在反抗、搏斗、奋争的行进过程中。抽绎其诗作内容，这种反抗、搏斗、奋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执著理想信念，决不改易操守——“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揭露黑暗现实，痛斥党人群小——“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态也。”（《怀沙》） 固守赤子之心，深深眷恋邦国——“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维护人格尊严，不惜以死抗争——“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 身处逆境，不屈不挠，坚持固有信念，高扬峻直人格，执著追求理想，愤怒揭露、抨击黑暗现实和无耻党人，深深眷恋邦国，终至以死殉志，这就是回荡在屈原作品中的主旋律，这就是屈原的精神。这种精神高度凝聚，化解不开，支撑着屈原与现实忧患作殊死的抗争，从而表现出对人生悲剧最顽强的克服，对自我志节最坚定的持守，而这不正是一种深沉博大的执著意识么？这种执著意识融贯在屈原的血液中，闪耀在他的性格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2〕，并由此构成了其作品的精魂。 面对沉重的现实忧患，屈原之所以能顽强抗争，表现出坚定的执著意识，无疑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悲剧性质紧相关联。史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疆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3〕据屈原在《惜往日》中追述：“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 。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显而易见，屈原最初深得楚王信任，积极参政议政，肩负着治理楚国的重要使命。所谓“明法度之嫌疑”，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的“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而其最终目的，乃是为了使“国富强而法立”，由强大的楚国来统一天下。从当时的社会形势看，“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作为大的发展趋势已为世人公认，因而，屈原依赖君主支持和显赫的贵族出身，凭借身为左徒的优越地位和自己超人的才干，是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变法富国并完成统一大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屈原怀抱一再申明的“美政”理想，勤勉国事，公而忘私，执著追求，精进不已。在他的脑海中，始终浮现着一幅高远的政治宏图，对他来说，社会政治和由此派生的政治理想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的信念，他的追求，他的意志，他的生命，都在这一层面上凝为一体，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换言之，当一个人跳出了狭隘的小我的牢笼，而将其全副精力贯注于一个更为远大宏阔的目标时，他便具有了一种宗教般的热情和自觉的使命感，便增添了担承整个民族和人类沉重负荷的巨大能量，他的精神、意志也由此获得了提升和强化。屈原的戮力社稷和执著追求，便体现了这一特点。 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执著追求理想与可能的悲剧性是紧相关联的，而且这种追求愈是强烈，追求者的人品愈是高洁脱俗，便愈是易于被人中伤，导致悲剧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是一个残酷的历史规律，而此一规律在屈原这里最为突出地呈露出来。概括言之，屈原在追求理想过程中遇到来自两方面的严重阻碍，一为昏庸君主，一为党人群小。从前者看，楚怀王前期颇思振作，曾为山东六国合纵之纵长；至中期以后，便日渐昏昧，先受欺于张仪，与齐绝交；继发兵贸然攻秦，大败而归；终又与秦联姻、会盟，受伐于齐、韩、魏三国，并再度为秦攻伐，不得已西入秦，客死于斯，为天下笑。顷襄王即位后，愈为颓唐，外无良谋，与秦交合离散，有如儿戏；内信群小，“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故庄辛一针见血地指出：“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4〕果然，时间不久，秦即大举攻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5〕至此，楚国风雨飘摇，江河日下，再不复有昔日争霸天下的雄风了。而这一切责任的主要担负者无疑是昏昧的国君。面对如此君主，屈原高远的政治理想怎能实现？他的执著追求又怎能不半途天折？从后者看，楚怀、襄两代党人群居，干乱国政，诬陷忠良，为患甚烈。史载：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6〕与此同时，上官大夫、靳尚之属还广为联络，“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7〕遂使得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干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8〕，也使得更为昏庸专制的顷襄王紧步乃父之后尘，一再迁怒于屈原，从而导致了屈原接连被疏被放的政治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