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确立其学术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问题，以及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贯通问题。他能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以为我所用之态度接纳世界文化中一切优秀且适合中国国情的成份，对不适合者绝不生吞活剥、简单照搬和只追求实用功利性，而是从重振民族文化之根本目的出发，对其进行“中国化”、“民族化”的改造。对此，他早年曾提出“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呼应，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他又有“旧酒新瓶”的提法，试图用赋予传统文化中优秀成份以现代新形式的方式使其重获断生。学术界对此已有研究和定论，兹不赘述。作为进一步的补充说明，笔者认为陈寅恪另有一个解释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中外文化交流原则的观点，即“暗合”说。我注意到，陈寅恪在其著作中，曾多次使用“暗合”这一说法，兹举数例如下： 平生不解黑智尔（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 昔王静安先生论《红楼梦》，其旨与西土亚里斯多德之论悲剧，及卢梭之第雄论文暗合。 寅恪案，后来北魏孝文帝为诸弟聘汉人士族之女为妃及禁止鲜卑人用鲜卑语施行汉化政策，籍以巩固鲜卑统治地位，正与王导以笼络吴人之故求婚陆氏强作吴语者，正复暗合。 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较。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 迥异。故一则成为附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以上见《金明馆 丛稿》） 除“暗合”外，陈寅恪又用过“冥合”、“冥会”等术语，其用法与“暗合”基本一致： 考陶公之新解仍从道教自然说演进而来，与后来道士受佛教禅宗影响所改革之教义不期冥合，是固为学术思想演进之所必致，而渊明则在千年以前已在其家传信仰中达到此阶段矣，古今论陶公者旨未尝及此，实有特为指出之必要也。 长沙杨遇夫先生著《论语疏证》适成，寄书寅恪，命为之序……及读先生是书，喜曰，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同上） 当然，“暗合”说并非陈寅恪之发明，清末朝士即有此语，如张之洞说：“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张之洞的说法自然与当时流行的“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有密切关系，他虽然主张会通中西、新旧之学，却并非不分主次，而是坚持以中学为核心，为此他从古籍中力图找出实证，来证明当时之西学，在古代就已有其发端，所谓“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着眼点在于强调中外文化之间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似与相通，认为它们之间当有异质同构和同质异构两种关系，因此既不可盲目排外，也不可轻言否定传统，所以他由“暗合”说走向“中体西用”说，为中外文化交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供了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模式，尽管他并非“中体西用”说最早的提出者，却因《劝学篇》和一系列维新洋务活动博得大名，成为“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人物。 二 陈寅恪对张之洞极为尊重，也多次表白他赞同“中体西用”说，当然在具体阐释中，陈寅恪对中外文化关系的理解已大大超越张之洞，其对“暗合”说的理解也是如此。陈寅恪从早年留学始，就一直关注文化比较与交流问题，特别对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方式及影响有专门研究，其中他对“格义”说的考证论述，就与其“暗合”说有直接联系。 所谓“格义”，据《高僧传》卷四、《晋高邑竺法雅传》释为“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简单说来就是在阐释佛经时以传统文化中相类、相通者为例证，说明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不仅不相抵触反而相似相通，有助于当时佛教的传播。陈寅洛曾撰专文考证“格义”之源流，并给以重要评价： 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然则“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以其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纪。 从陈寅恪所写有关佛教流传中国之一系列论著中，可知他一直极为关注中外文化的融合问题，他认为佛教进入中国其作用巨大，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更对中古时几位文人学者对佛教的吸收改造工作赞不绝口： 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 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也。 从这段引文中，已可看出陈寅恪“暗合”说的影子。“暗合”与“取珠还椟”互相补充，提供了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具体操作方式。从陈寅恪个人学术思想体系角度看，“暗合”说是一个明确的提示，告诉人们在研究其学术思想时要充分认识到其思想渊源分别来自传统和西方，然后融汇化合为一体。 陈寅恪曾以对对子形式为清华入学国文试题之一部分，但当时颇遭非议。为表白己之用意，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说明考对对子的四条理由，其中—条认为对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他解释说，“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这里的“正反合”，正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陈寅恪如此重视对对子，表明他极看重对子这种语言形式所蕴含的哲学意味和文化传统，同时也暗示出陈寅恪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熟悉和把握，尽管他声称“平生不解黑智尔”。一般认为黑格尔对美学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把辩证法应用于美学，替美学确立了一个历史观点。他把艺术的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联系起来，主张联系到经济、政治、伦理、宗教以及一般文化来研究，而这些也正是陈寅恪在研究文学发展时所强调的因素，从他对王国维之悲剧观与亚里士多德之悲剧观的联系所作评价中，已可推见他自己与西方文化精神上的联系及其所接受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