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我们不再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这个文化框架中看待我们的文化，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新文化”，不是它已经消灭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因为一系列新的文化样态的出现丰富、发展了中国文化，而是传统的和新产生的各类文化样态以其新的方式构成了全新的文化格局，各种文化品类在这个新的文化格局中介入了新的关系之中。这个新的文化格局是由上述三种两类文化样态构成的。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中国现当代的翻译文化、中国现当代的文化创造（包括象现代白话小说、油画这类新的文化样态和象京剧、国画这类传统文化样态的现当代文化产品）是三种不同的文化样态，但它们又可以以另外一种形式被分为两个大类：中国传统文化样态（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样态在中国现当代的新产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产生的新的文化样态（包括中国现当代的翻译文化和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的文化样态）。也就是说，包括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样态在中国现当代的新产品在内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实际都是这个新文化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中国现当代的翻译文化和一系列新的文化样态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共同满足着中国现当代人民的物质或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存在、而发展的。鲁迅的小说不是写给西方人看的，齐白石的画也不是画给中国古代人欣赏的，它们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之间也有矛盾和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也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儒家与道家，在西方文化中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等等的矛盾和斗争一样，是竞争竞存、相克相生的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绝对排斥关系。“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这个文化框架之所以不能被作为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化学的基本文化框架，就是因为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内部造成的是绝对的排斥关系，而不是平等的竞争关系。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在“民族性”的旗帜下把中国现当代翻译文化和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的文化样态逐出了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外，否认了它们在中国文化内部的合法地位，以排外的方式排斥着这些中国现当代的文化创造和创造这些文化产品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全盘西化”论在“现代性”的旗帜下把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样态在中国现当代的新产品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范围，否定了它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的合法地位，以除旧的方式排斥着中国人的这些文化创造品和整理、保存或创造了这些文化产品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 当代文化是这个文化格局的整体变化，不是一种文化样态生长和另一种文化样态的消亡。中国文化学理应以中国现当代这个文化格局的演化与发展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而不应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劣关系为主要内容，中国文化是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的，不是用于与西方文化斗奇争妍的。 中国现当代这个新的文化格局如何发展？它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根本不同的规律？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官僚——文人”集团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个集团制约着整个中国社会，也制约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生产，而在这个集团中，儒家文化是一种最高的文化制约力量，君主及其政治权力是最大的实际制约力量，二者的结合力量规约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它的总体原则为原则的。但在现当代复杂化、系统化了的社会文化中，真正推进文化发展的不再是预定的某种原则和政治权力指导，它的变化和发展更是由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蒸汽机的发明带来整个西方的工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改变了人类关于人的观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人类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物质世界，爱迪生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胡适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使中国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鲁迅的《狂人日记》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这些人都不是圣人式的人物，也不是遵循圣人的思想原则而完成自己的文化创造的。个人的创造、局部的变化带来整个文化系统的新变化是现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 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就是因为它是有超越性的，每件文化产品，就其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但假若它完全局限于这个特定的时空条件，它就不能称其为“文化”。“文化”都有其超时空的性质。它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一个地域，但又不完全属于一个时代，不完全属于一个地域。在这里，就有了一个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就其产生的时代不是属于现当代的文化；外国文化就其产生的地域不是属于中国，但它们都有其超越性。就其超越性，保留至今的中国古代文化和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外国文化，都同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复古主义、国粹主义以其“民族性”的借口否认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合法性，全盘西化论以其“现代性”的名义否认中国古代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在理论上都是对文化的超越性特征的忽视。我们有时称它们为中外文化遗产，“遗产”这个概念是很恰切的，它说明所有这些中国的或外国的文化产品现在已经属于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所有，已经是我们时代整个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在我们的观念中，似乎中国的文化遗产或曰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凝固不变的东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遗产”、“传统”本身就不是有确定指代对象的词汇，它同中国现当代的翻译文化和新文化样态的创造一样，不是在逐渐萎缩着，而是在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这种丰富与发展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同步进行的。它采取着三种主要形式：一是随着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文化遗产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被现当代的中国人所接受、所掌握，实际上，不论复古家怎样哀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在现当代社会的命运，但现当代人对李白杜甫诗的阅读和了解、对李时珍祖冲之科学成就的尊敬和研究，以及对王羲之顾恺之作品的欣赏和理解，不是比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更稀少、更浅薄了，而是更广泛、更深入了；二是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化活动的持续发展，中国历史上更大量的文化遗产被发掘和整理了出来。从中国近现代的金文甲骨文的出土到当代大量古代文物乃至恐龙化石的发掘，我们时代的文化遗产在数量上不是比中国古代哪一个历史时期更少了，而是更多、更丰富了；三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更多、更新的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的遗产，成为文化传统中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文化的遗产，已经不仅仅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化产品，鲁迅的杂文、潘天寿的画、梅兰芳的戏剧、赵丹主演的电影、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李四光的地质学理论等等、等等，对于我们，无不已经是历史的文化遗产，无不已经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复古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那里，都把儒家文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总之，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市场的扩大不但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前提。在“中国文化一西方文化”这个文化框架中给人一个极其错误的印象，好象中国固有文化样态的繁荣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化样态的衰落为前提的，而各种新的文化样态的繁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样态的衰落为前提的。实际上，这两类文化样态在总体上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文化空间的扩大，文化市场的繁荣，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提高，总是伴随着对文化品类的丰富性的要求，而不会导致文化需求的单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