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译语诞生于日本，而日本至今却没有一部得到一般认可的通史性《日本哲学史》。①2018年10月出版的藤田正胜的《日本哲学史》，应属目前“日本哲学史”诸论著中最具学术深度的作品，然而，该著作仍仅把明治之后的文本作为论述对象，明治以前的部分仅作为“序章”中一节，以“如何把握‘哲学’”为题探究其是否可作为“哲学”而被述及，正文第一部分则从“接受期——明治的哲学”开始阐述。书名为《日本哲学史》而非《近代日本哲学史》，这说明其潜在认为近代以来基于西方哲学而展开的探索才堪称“日本哲学”。这种看法在日本学界几近共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除极个别学者外，日本学界一般不再把明治以前的学术史纳入“日本哲学”的考察范围，而将其归入“日本思想史”领域。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体现了日本学界对何谓“哲学”的认识倾向。然而，进一步考察则不难发现，这隐含着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某种追求与抉择。 一、自我审视与“日本哲学”的再确认 日本学界在探索“日本哲学史”之初，也曾把近代以前的学术史作为考察对象，进行“日本哲学”乃至“日本哲学史”的阐述和建构。最初进行这种建构性尝试的是井上哲次郎，他于1900年至1905年先后出版了所谓“江户儒学三部作”之《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在此期间，有马祐政也出版了《日本哲学要论》，自此揭开了“日本哲学”探索与“日本哲学史”建构的序幕。②与井上哲次郎的断代性论著不同，有马祐政的论著兼具“日本哲学概论”与“日本哲学史”探索性质，其考察对象包括近世以前的思想史。 然而，无论是井上哲次郎还是有马祐政，其所论述的对象都涉及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而使日本的主体性淹没在这些影响之中。为此，三枝博音指出，虽然他们重视日本过去的思想，但是“对于(如何)把握过去日本优秀哲学家的思索形态之有用的文献探索也没能做到”。(见三枝博音，第12页)也许并不仅限于与中国元素无法切割的问题，可能还包括对“哲学”理解的根本分歧以及此时西方哲学在日本的影响日益加深等原因，井上与有马的“日本哲学”论述与建构在此后的日本学界并没有得到继承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此后村冈典嗣的《日本哲学史》(原名《东洋哲学史(日本第一部)》)，则从强调日本本土性出发，阐述“日本哲学”的历史发展形态。他以日本神道思想为主线，企图通过回避受到中国影响的日本儒学以及佛教等来阐述日本固有的哲学思考史。然而，没有儒学与佛教思想内容而建构的“日本哲学史”显然狭隘且不全面。似乎是为了纠正这种偏颇，西晋一郎的“日本哲学史”(书名为《东洋哲学史(日本第二部)》)则以受中国影响的“朱子学·仁斋学·徂徕学”为线索展开，把“日本哲学”放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把握。然而，这种所谓的“日本哲学史”，由于包含了中国思想的影响等元素，使得日本思想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彰显，同样无法被日本学界所接受，其探索路径对学界的影响极其有限。(见林美茂、葛诗嫣，第116—128页) 20世纪初至30年代关于“日本哲学”的初期探索，使日本学界意识到探究“日本哲学”或者建构“日本哲学史”无法避免“两难”困境，即无论选择切割还是不切割，都难以建构纯粹的、完全属于“日本的”哲学史。如果切割中国影响元素而考察近代以前的“日本哲学”，则可供阐述的资料与内容有限且不全面；完全切割与中国的关系更不可能，因为即使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中挖掘属于日本传统的固有性元素，那也是有了汉字和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假名之后才诞生的文本，中国元素早以“汉语汉字”的形式渗透到所谓的“日本性”之中。 正因如此，不久后学界出现了山田孝雄的“汉语入侵说”。(参见山田孝雄，第4页)然而，如果不切割中国传统思想与日本传统思想的内在关系而阐述近代以前的“日本哲学”，日本的主体性就得不到强有力的揭示。离开中国影响讲述近代以前的“日本哲学”是难以成立的，而若要从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角度来阐述“日本哲学”，由于其削弱了日本传统思想的主体性，又使得日本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更何况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高涨、探索“主体性”的欧洲哲学家思想在日本倍受关注的时期。(参见三枝博音，第14页)这样，日本学界在探索“日本哲学”时，遇到了选择考察对象的难题。在1901年，中江兆民发出了“我日本自古至今都没有哲学”(《中江兆民全集》第10卷，第155页)的断言，这让学者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日本无哲学”的认识。 和辻哲郎《续日本精神史研究》中有一篇《日本语与哲学问题》，在此文的最后，和辻发出“以日语思索的哲学家噢，生出来吧”的呼吁。(见《和辻哲郎全集》第4卷，第551页)这说明在他看来，过去日本的哲学家还没有真正用日语进行哲学思索，这种判断基于他对“日语的本质”的判断而产生：因为日本虽然有丰富的、值得骄傲的用日语撰写的文学、艺术与历史文献，但是，“同样以纯粹日语被叙述的学问思想之书籍非常匮乏”。(同上，第509页)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学问性思索，而是“日本人的这些思索并非通过纯粹的日语来进行，即精神生活最有力的一面之思索，这在日语中的表现是看不到的，这件事显著地体现(其匮乏)”。(同上，第509—510页)这是因为日语适合表现情感与意志等，但这种在直觉、个性等方面很自由的语言，在逻辑、概念的表达上却并不从容。因此，古代日本在接受来自中国的佛学、儒学等高度发达的概念性知识时，“人们以汉语汉文思考，以汉语汉文叙述，由此汉语被作为日本人的思索机关，逐渐达至其被日语化”。(同上，第5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