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1]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2]。此外，202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3]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4]这一政策的提出，更加凸显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之重器”，在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中的重要地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战略需求，研究型大学更应加快自身改革与转型发展，加快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探索，也催生着新型研究型大学相关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顺应了全球知识社会发展的需求。知识生产模式正在从最初单一的、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I，逐渐转变成模式I、模式II、模式III①长期并行发展的混合模式[5]。这种知识生产模式要求学校以协同共进的方式，与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积极搭建创新网络与知识集群，构建卓越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知识生产组织模式[6]。这一混合知识模式下，传统大学急需在模式上进行转型创新，以学术方式积极影响社会事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学术共同体范式创新、促进产业变革，培养能够解决“卡脖子”技术难关的拔尖创新人才，以更好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7]。 由此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发展有着其必然性和紧迫性，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然而，在建设与发展进程中，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逐渐呈现“穿新鞋走老路”的态势[8]。沈红教授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可能在主办方态度、政府控制力度、社会声望升降、学校领导换届、财政状况松紧、教师流入保持等方面发生各种变化”[9]。同时，受组织惯性影响，新型研究型大学即便在最初时不拘一格，但面对“帽子”人才数量和排名评估等的压力，也难免会丧失其特色[8]。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跳出“组织惯性”的怪圈。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时代特征、办学规模、学科发展、科技创新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探讨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兴研究型大学的差异。基于此内涵界定，文章进一步厘清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具体实践中的创新探索与运行机制，以期为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界定 目前，学界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尚未统一明确，而追溯其源头，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着这一实践的出现和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包括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应用，以及生命科学、制造技术、能源技术和空间海洋技术等领域的新的变革。这些技术之间交叉融合，呈现强产业联动性的特征。因此，尽管不同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义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学者普遍认同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具有高起点、高投入、小规模、研究型、国际化等特征，并主要集中在工程、计算机、生物等前沿应用学科领域[10]9-10。其中，关于小规模这一特征，笔者持有不同观点。本文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步调一致，需要依据科研的前沿动态和国家的宏观战略需求，尽可能动态调整相关学科设置并培养符合这些需求的人才，进而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规模。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所提出的创新概念，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领探索创新人才培养具体方略，并重塑基础研究的新模式[11]。其“新”不是建立时间“新”，而是发展模式“新”和发展内涵“新”[12]。不管是成立已久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新成立的研究型大学，如果相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发生了一定程度、局部的组织及其机制体制创新，我们都可界定其正向“新型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既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西湖大学等新兴的研究型高校；也包括通过组织机制体制创新转型后具备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的“传统”研究型高校，例如同济大学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等等[13]。为进一步厘清新型研究型大学内涵，本文将其分别同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兴研究型大学展开比较分析。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 传统研究型大学诞生于传统知识生产时代，强调学术自由、学科深度和研究优先，其核心使命在于知识的探索和传播。这类大学讲求构建一个综合性、大而全的学科体系，学科组织建构多为单学科且学科之间界限分明[14]。具体而言，每个学科都有其深入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学术人员通常在实验室或学术环境中识别和定义研究问题，他们被鼓励深耕特定的学科领域，推动理论的边界，并在该领域内积累高水平的专业知识。然而，现实问题的复杂化与多变化对学科交叉融合、多领域协同攻关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单一学科限制了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难以破解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功利性的研究范式也使得基础研究根基不牢，是我国难以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所在[15]85。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超越传统的学科发展模式，摆脱对传统知识生产和加工的依赖，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的融合发展来推动技术创新，而不仅仅是追求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通常聚焦于其具有优势的学科或学科群，并将重点放在基础学科或工程等关键应用学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