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ChatGPT等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快速发展，不仅给诸多行业带来深刻影响，也导致选举政治呈现一系列新变化和新特征。在技术创新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数字时代的选举：选举从业指南》，以指导政府与组织适应政治将面临的巨变。①学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选举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②就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学界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积极影响保持乐观态度，认为人工智能将加快生产力的演进，带来更多创新，革新人类社会的发展层次。③但另一方面，学界也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是对过去技术工具性能及其负面效应的全面升级，若被恶意运用将后患无穷。④从技术本身看，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并不总是准确的，其产物的可信赖度往往存疑，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⑤从社会角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效的生产力和便捷性可能会加剧有害信息传播，导致社会内部系统性偏见加深、人对技术过度依赖等问题；⑥从法律角度看，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突出的“创造性”来源于不断的数据分析、学习与训练，知识产权侵犯、数据窃取以及隐私安全问题有可能随着技术普及而泛滥成灾；⑦从经济角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或将对劳动力市场和各行各业发展前景造成颠覆性影响，少数群体对技术的掌握、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速或造成收入不平等和垄断问题。特别是新技术将使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从而加大阶级壁垒、贫富差距的治理难度，影响全球的可持续发展。⑧鉴于大部分国家尚未对这一新技术及其产物展开实质性、针对性回应政策，欧盟地区国家的已有规范也并未得到有效监管，⑨不少国际组织都认为需要对人工智能进行法律、伦理和安全等多层次的规范与完善。⑩ 科技突破的背后，各国政策界、学术界等专业人士对“人工智能技术破坏选举”的担忧和焦虑日益加剧。截至2024年4月，至少50个国家、地区或政治组织举行了大选。(11)其中，美国总统大选不仅因其在国内国际政治的突出重要性而受到高度关注，也因被一些人视为是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来影响选民的选举”而蕴含更深层的政治意义。(12)美国国内诸多人士尤其担心其政治风险，认为大语言模型介入选举会被用以操纵、说服选民，从而对美式民主制度产生负面影响。(13)部分学者认为，从技术的利用者政党与组织层面分析，新技术的引入有利于提升政治宣传效率和精准度；但从技术的目标主体选民层面看，人工智能能否在认知层面发挥正面作用仍处于争论之中，(14)应及时思考应对之策。一方面，部分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有利于帮助选民筛选信息，作出理性决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武器化”与恶意使用却可能阻碍选民决策，甚至颠覆传统的选举制度。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内容可能放大或加剧对政治选举进程的威胁，如制造政治争议、煽动舆论分歧、误导选民以及破坏选民对选举进程的信任等。(15)但在对这一负面影响的分析过程中，当前研究主要以人工智能生成和传播“虚假信息”和“非理性信息”为切入点，阐述人工智能对选民决策的可能影响。 上述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一是虚假信息泛滥现象自选举诞生以来就已存在，如若不厘清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以往技术工具之间的区别，就无法解释其在“说服”选民层面的特殊作用；二是在美国选举政治宣传体系中，人工智能借助信息影响选民行为的具体机理、运用场景尚未被厘清；三是对人工智能介入选举产生负面影响的阐释聚焦于技术层面，但在实践中人工智能的参与已经触及美国选举政治中“以选民为主体”的核心原则，对美式民主治理与制度产生了更深层的冲击。基于此，本文将以人工智能与美国选举宣传、选民认知的深度交互过程为切入点，力图探析当前美国选举过程中的新特征与新动向，并分析其对美国选举以及未来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影响。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美国选举宣传的分析框架 虽然人工智能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由来已久，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巨大的信息生产力与创新性给全球社会带来极大冲击，仅推出一个月，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月用户数就超过1亿人次，成为历史上用户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16)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家在内，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渐开始对选举进行深度的渗透甚至改造，人工智能选举的新纪元似乎已悄然到来。借助信息、认知等选举宣传中的核心要素，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嵌入美国选举之中，与政治传播模式的演进趋势深度绑定。 (一)美国选举宣传的系统框架：信息、选民认知与行为 美国选举政治中，说服选民是选举宣传活动的本质性需求。候选人和政党在选举前一段时间内以赢得选民支持为目的而进行的竞争性行为即为“竞选活动”(election campaign)。(17)因此，说服选民的过程可被看作是选民对特定政治宣传内容的系统处理过程。在这一流程中，输入端为由多元主体投放在舆论场域中的“信息”。信息是美式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向公民提供信息的内容和数量决定公民广泛的政治认知，包括政治家的态度、投票选择与政策评价等。(18)对信息的处理系统则为“选民认知”，输出结果则是选民的选举与投票行为。在政治宣传中，候选人、政党或社会团体将利用不同的媒介与方式接触选民，输出以价值观、政策导向与党派立场等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并利用竞选策略对信息受众产生影响，说服选民信服某一立场与倾向，并据此偏好投票。但选民认知往往涵盖着非指向性的处理，不同类型、目标的信息的输入，往往会对选民的政治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和结果。(19) 在经典政治传播理论中，选举宣传的输入端常有多个主体，选举宣传被视为由政党、组织、媒体、公民等主体依照规则而展开的旨在扩大影响力的传播过程。(20)由于政府、政党等部分主体在这一生态中的特殊地位与传播优势，美国政治中政党等主体与选民之间的政治沟通并不依照平等对话的平行模式进行，选举宣传内容往往呈现垂直性流动。进入21世纪后，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的勃兴改变了传统政治信息生产、分配与消费的旧有模式，打破了选民单方面被政治信息“灌输”的困境。(21)一方面，政治宣传的来源不断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强政治色彩，信息与选民自主认知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政治传播从固定的运行模式转变为嘈杂的互动场域，虚假信息的泛滥以及信息茧房、回音壁效应等新问题也不断涌现。(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