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治理领域，新兴国家如何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是一个重大的现实与理论议题。当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随着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意愿日趋突出，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将重塑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从学理上看，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提出霸权稳定论以来，霸权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就被绑定在一起。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系统阐述了霸权与国际秩序稳定的因果关系，认为全球治理的霸权缺位将会引发国际秩序危机。①基于此，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大国不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就会导致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②这种霸权护持视角下的研究，将全球治理赤字的责任推卸给新兴大国，不仅有失公平而且违背现实。 实际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格局转型进程加快，新兴大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与引领者。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提出更多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造福世界的中国智慧。同年8月，习近平主席出访蒙古国时明确表示：“独行快，众行远”，“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③“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④然而，新兴大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行动，却招致霸权国的高度警惕。美国拜登政府在深化“印太战略”的同时，近年来发起“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⑤与“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3W)，在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方面与中国竞争。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期，新兴大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面临霸权国的竞争压力，新兴大国差异化供给公共产品的路径选择有哪些?本研究基于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反思，探索竞争压力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逻辑，以及新兴大国的多元供给路径选择。 一 国际公共产品的政治属性与供给竞争 洞悉全球治理的大国竞争，需要回归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学逻辑。在大国权力竞争加剧背景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将成为战略竞争的道义战场。尤其是在大国群雄逐鹿的时代，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竞争现象会显著凸显，欢迎他国“搭便车”现象也将增多。面临竞争压力，大国为了提升国际影响力，树立合法性权威，需要主动让渡国际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收益，以换取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认可。然而，现有研究受古典经济学和现实主义影响较大，过度关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霸权逻辑，对供给竞争的合法性机制分析不足。基于此，本研究将以跨学科视角，为理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的政治逻辑提供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一)经济学视野下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框架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内涵、类型与供给逻辑进行系统分析，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缺乏国际强制力量，各国更倾向于“搭便车”而非主动提供公共产品，导致“公用地供给悲剧”。⑥受古典经济学的效率成本思维影响，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从消费端区分“私有产品”和“公共产品”。所谓“私有产品”，就是自由市场中按照价格明码交易的产品，市场中的私有产品有明确产权，拥有产权者才能消费。然而“市场失灵”的局限会引发价格紊乱或私有产品交易失控，从而危及集体利益，这时就需要政府介入供给“公共产品”。由此可见，私有产品依赖市场的“无形之手”调节，公共产品则是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产物。⑦ 立足公共产品的消费端，古典经济学以“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二元框架分析公共产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指出，公共产品的特点在于“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即消费具有“非竞争性”；“任何人的消费都不排斥与妨碍同时被他人消费”，即消费具有“非排他性”。⑧这种二元框架成为公共产品理论分析的主流。21世纪初，德国经济学者英吉·考尔(Inge Kaul)基于此将全球与国际层次的公共产品界定为，“一种在空间上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共享，在时间上世代连续享用的公益产品”。⑨也有学者使用“跨国公共产品”(Transnational Public Goods)、“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或“区域公共产品”(Regional Public Goods)等概念指代超出主权边界之外的公共产品。本文则采用更加广义与中性的“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概念，涵盖区域、跨国与全球层面的所有公益产品，更能展现全球治理的多层次性。⑩ 经济学逻辑认为，鉴于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正外部性，难以解决供给端的“搭便车”困境。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认为，国际公共产品在消费端的正外部性会引发“集体行动困境”或“公地悲剧”，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强大国家来扮演“准世界政府”角色。(11)但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国际公共产品由谁提供是不明确的，在无政府状态背景下，大国有时反而会为增加影响力与领导权威，彼此竞争性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经济学效率逻辑看到了私有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但是忽视合法性逻辑对此种矛盾的调和。如果仅仅关注经济成本与收益，则无法解释权力转移阶段的大国权威竞争。大国主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虽然短期内承担了供给成本，但长远上却能凝集合法性预期，吸引他国追随，将权力优势正当化。因此，理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需要从经济效率逻辑转向政治合法性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