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上海合作组织(也简称上合组织)已走过二十余载风雨历程，富有成效的地区合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所强调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①也就是说，在上合组织发展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或运行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模式”(SCO Way，以下简称“上合模式”)。这一模式支撑着上合组织在激荡的国际形势中行稳致远。既然这一模式客观存在，那么学术界就有必要将这一模式进行分析和提炼，从而将上述政治话语转变为学术话语，以提升这一理念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一方面促进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地区合作进程。在发展中国家组建的地区合作组织中，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以及后来成立的上合组织等是此类国际组织的典型代表，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迄今为止，这些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需要的地区合作之路，部分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为其他国际组织的地区实践提供了经验和参考。大体而言，“东盟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组织理念来看，东盟致力于构建一套具有共同文化成分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二是从制度运行来看，东盟强调制度的非强制性。三是从内部关系来看，东盟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四是从合作方式来看，东盟致力于推进具有“多边思维、双边行动”的自主性合作。除此之外，东盟还形成了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接受第三方调停的冲突管理方式和“多层次”互动开放合作架构等。②通过对东盟成功经验的梳理，或许能为提炼“上合模式”提供必要启示。东盟的经验在于：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念、松散但灵活的制度设置、包容且平等的成员国关系、自主性的安全合作、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合理的内部关系调节方式以及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等。循此思路，本文从组织理念、合作方式、内部关系、制度设置、对外互动这几个方面入手，尝试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进行初步提炼。 一、“上合模式”的主要内容 斯蒂芬·艾利斯(Stephen Aris)在谈及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时提到“上合组织区域合作模式(The SCO Mode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的几个特征。③不过，这更多的是对上合组织发展特征的简要提炼，似乎并未概括出“上合模式”的丰富内涵。而李孝天主要尝试从理念、路径以及定位三个方面把握“上合模式”，其研究颇具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不过缺少了对于上合组织内部关系和外部互动等方面的关注，对“上合模式”的总结似乎不够全面。④本文将以既有研究成果有关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模式所具有的一般性内涵为基础，尝试从发展路径、组织理念、内部关系、制度架构以及互动模式等方面对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和运行模式进行探讨。需要强调的是，相比于东盟，上合组织奉行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原则，并不介入成员国内部争端，同时对成员国之间的纷争处理也没有形成一种较为完善且能被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路径，因而上合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相对有限。这或许是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安全合作拓展的组织发展路径 “上合模式”的形成，首先要谈及发展动力问题。从解决边界问题的多边合作机制到打击“三股势力”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安全合作一直贯穿于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安全合作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合作中较为复杂的领域，因为安全合作关乎国家生存问题，需要国家间进行情报的共享与安全机构的协同行动，这对于不具备良好合作基础的国家而言充满挑战。因此，新功能主义学派提出了著名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理论，即经济领域的合作可以逐步扩散到政治和安全领域。⑤这是因为经济合作相较于政治与安全合作而言，不需要承担过高成本，且经济要素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然而，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多年以来，安全驱动为特征的发展路径却愈加明显，其合作成果不仅逐渐拓展到经济、能源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为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环境，还对其他领域的合作具有一定的促进和巩固作用。这与传统上由经济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路径有所不同，可以说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实现了一种类似逆向“外溢”的过程，本文将上合组织合作领域从安全领域向其他领域拓展的机制或过程概括为“安全合作拓展的地区合作方式”。⑥ 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向外拓展，是因为合作过程具有明显实效，从而吸引或间接促进了其他领域合作的推进。对于上合组织来说，这一拓展过程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安全合作为其他领域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环境。中亚国家独立之后，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恐怖组织迅速扩张，恐怖活动数量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迎难而上，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合作。对中国而言，获得了稳定的周边环境，也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势力的蔓延，维护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安全脆弱性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促进了经贸合作的长远发展。⑦ 二是安全合作维护和巩固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基础。上合组织通过开展多边军事演习、打击恐怖主义和走私犯罪等广泛的安全合作，形成了以互相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⑧新型安全观的确立实现了对西方所主导的“安全理论”的超越，也标志着成员国在复杂敏感的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而新安全观指导下的诸多安全合作实践，增加了成员国对参与上合组织事务的信心，也有助于提升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互信。而这一过程往往也伴随着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本身的认同强化，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其他合作领域增信释疑的过程。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