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

       欧盟和北约是西方世界两个实力最强、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影响最大的集团化组织，关系特殊而复杂。由于存在两大组织成员重叠的情况，加上欧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上与美国具有相似性，欧盟与北约之间属于非正式盟友关系。同时，由于存在性质、功能及目标上的差异，双方关系亦受到彼此间体制结构错位、军事实力不对称以及美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欧盟与北约关系起源于二战后跨大西洋同盟的建立，并以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为主轴，经历了一个从派生性关系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再继而浮现“联盟化”趋势的渐进发展过程。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深受特定国际形势下的美国对欧政策、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美关系的影响。世界大变局下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不仅关涉欧洲安全架构与跨大西洋关系，而且影响全球政治与安全格局，故探析其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一、欧盟—北约关系的实质与演进逻辑

       欧盟与北约关系起源于东西方冷战塑造的特定国际环境，是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欧美互动的产物。美苏两极格局的结构性压力催生了跨大西洋同盟，促成了美国与西欧在安全与政治领域同盟性质的互动。

       1.1 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政策奠定美欧同盟基础

       冷战爆发后，欧洲成为美苏争夺的关键地区，欧洲安全是欧美面临的共同挑战。一方面，英法等国试图建立西欧防御体系以抵御苏联的扩张，但力所不及，继而寻求美国介入欧洲安全问题。1948年，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向美国提出，仅仅通过“马歇尔计划”还不能阻止苏联，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西方民主体系与之对抗。①英国等西欧国家“邀请”美国参与欧洲事务，并建立跨大西洋安全同盟体系，以保障欧洲的安全。另一方面，美国认识到取得对西欧的控制权是对苏联进行有效遏制的关键，并据此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从经济、军事和政治文化入手构筑美欧同盟关系。除了实施“马歇尔计划”以助力西欧经济复兴外，美国还决定与西欧国家组建军事政治同盟。挪威学者盖尔·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认为，美国作为“受邀的帝国”，对构建欧洲安全与防务体系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②根据1949年签署的《北大西洋条约》，美国做出集体防御的承诺来保卫西欧，北约就此成立并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③概言之，东西方冷战的结构性压力促成了美国与西欧在安全与政治领域的互动，跨大西洋同盟的建立是西欧独立防务缺失与美国控制欧洲的大战略交互作用的产物。

       1.2 欧洲一体化进程孕育欧洲战略自主

       二战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跨大西洋关系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欧洲一体化的本质是西欧国家走联合自强之路，并最终实现欧洲统一，其中隐含着摆脱美国控制、实现欧洲重新崛起的强烈诉求。但冷战格局之下，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以避免地受到了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政策不仅表现在对北约集体防御模式的实践上，还体现在对跨大西洋同盟内部成员国间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上，美国希望在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深化和发展欧洲联合防务以适应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需要。④不难看出，欧洲一体化与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政策虽然有着紧密联系，但两者在长期目标上存在冲突。从美国来看，组建北约和管理欧洲一体化是其大西洋联盟政策的两个核心要素，美国欲通过领导北约来确保欧洲一体化符合自身的利益。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坦言：“只有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纳入大西洋同盟框架之中，才能够确保美国对欧洲权力的安全”。⑤北约不仅是用来对抗苏联，也是服务美国地缘战略并使欧洲一体化从属于美国霸权的工具。⑥从欧洲来看，虽然承认了美国与北约的地位，但从未放弃对地缘政治目标与利益的追求。西欧国家一方面通过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与美国的多元联系与协调机制使欧洲的意愿得以在北约事务中体现，另一方面推动内部经济与政治一体化进程，希望减轻对美国的依赖，进而实现欧洲的重新崛起。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便具有地缘政治属性，战略自主内嵌于一体化而累积发展，不断回应和解决外部体系性压力与内部结构性难题，包括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进程。

       1.3 冷战期间欧盟—北约合作中有摩擦

       欧洲一体化进程被纳入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促使欧盟与北约关系在此背景下形成。作为两个性质、功能不同的组织，北约和欧共体承担着对欧洲安全的不同职责，即北约为西欧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复苏提供安全保障，欧共体则通过促进欧洲政治和解和经济一体化来稳固北约的基础。⑦因此，欧盟与北约关系具有某种相互依存的特点，即双方分别在各自功能领域赋能西欧国家。但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对称的，北约在政治和军事上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领导体制和统一指挥体系，实际上主导着欧洲安全事务，而欧共体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军事硬实力，只能扮演北约的“促能者”(enabler)角色。

       冷战期间，合作无疑是欧盟与北约关系主导面，但也伴随着摩擦。在法国的推动下，欧共体曾多次尝试开展带有某种独立性质的欧洲防务合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美国要求重新武装西德并将其纳入北约的压力，法国提出了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法国此举无意将“欧洲防务共同体”融入跨大西洋防务框架，而是想借此抵制美国重新武装西德。但由于英国拒绝参与其中，法国担心具有工业与经济潜力的西德可能会主导“欧洲防务共同体”，⑧因此又否决了“普利文计划”。该计划的失败反向强化了北约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1959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对欧共体在经济政策上的超国家主义表示不满，同时强烈反对北约在欧洲防务领域的垄断地位。为使西欧成为抗衡美苏两极的“第三种力量”，戴高乐提议组建政府间性质的“欧洲政治联盟”，制定和执行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但西德及其他欧共体成员国认为，现阶段欧洲的影响力已经通过欧共体与北约的分工得到了加强，西欧在北约中的防务合作不应搁浅，⑨它们担心政府间主义将使法国在政治和战略上主导欧共体。⑩戴高乐的计划最终遭到抵制，欧洲防务合作的二度尝试又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