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教育科学”(Erziehungswissenschaft)概念开始“浮出水面”[1],“作为科学的教育学”(
als Wissenschaft)也开始成为一众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核心议题。在这些人当中,作为“第一个清楚地认识自然科学之谜的哲学家”康德(I.Kant)[2],向他的听众提出了“教育艺术中的机械论必须转化为科学”的论断[3]10。康德并非教育科学的创立者,似乎也不像赫尔巴特(J.Fr.Herbart)和施莱尔马赫(Fr.E.Schleiermacher)那般[4]44-78[5],会更加常见地被公认为教育科学的奠基人,他在教育学上留给后世的是一本并非由他本人编校出版的讲稿。然而这些并不影响他成为我们考察教育学的“知识积累”“知识增长”或“知识供给”等问题时[6-8],绕不过去的重要“路标”:不仅因为康德在近代自然科学领域和实践哲学领域引发了人类认识与行动的“思维方式的革命”,更因为他在教育学领域也引发了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9]72-85。 在《康德论教育》(Kant über
)出版次年(1804年),赫尔巴特就在书评中表达了对该书的极高赞誉:“这本小册子以某种古朴的简洁性、也以天才般的眼光和提示吸引人。人们或许可以说:康德在这门科学中也刻下了自己的名字。”[10]257然而,这本册子留给后世的“第一印象”却渐渐变得“极为矛盾”[11]87起来:既有对文本可靠性的不加批判地接纳[12],亦有对整本书的彻底否定[13]。这些丰富的争议是本研究的考察起点。 在我国,《康德论教育》文本虽然尚存诸多“未解之谜”[14],但历来为我国教育研究者所关注。关于康德的教育科学观,有研究者采纳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等人的观点[15],认为康德是通过对教育实验和教育方法论的强调来彰显他的科学观,而整全的人性观又使他的教育科学并非严格的实验科学。[16]康德在该作品中提出的理性和实验两大思想,虽然为突破夸美纽斯及其之前的旧范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也还是没有跨入科学经验论的范畴。[17]另有研究者指出,《康德论教育》是我们阅读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基础,康德同样为教育科学在德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8]我们应当真正地在传统教育学的形成背景之下来探究康德在教育学建构中做出的严密的逻辑论证。[19]我们也要重视康德从自然科学中引出(而不是简单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形而上学重构的方法论,以助力中国教育学者对“教育学的发展如何找到合于本学科的内在特质”这一学科核心问题的当代探索。[20] 当下,《康德论教育》依旧向它的读者敞开。本文以康德对教育科学知识积累演进的问题史意义为核心关切,在前辈学者业已开启的问题域中尝试做进一步的探究。文章首先回顾和梳理德国学界围绕该话题已开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重返《康德论教育》文本中的相关论断,继而引入科学知识积累演进的基本逻辑作为分析框架,尝试以此重新理解和阐释康德为教育科学发展所做的思想贡献。 一、康德与教育科学:充满争议但从未被遗忘的联结 围绕“教育艺术中的机械论必须转化为科学”这一论断,《康德论教育》整个文本是否可靠,文本中的观点与康德“三大批判”之间是否统一,康德是否提出了系统的教育科学观,这些话题仍活跃在当代德国教育研究者的关切和讨论之中。 (一)第一重争议:《康德论教育》文本是否可靠 《康德论教育》的内容源于康德于1776/77冬季学期、1780夏季学期、1783/84冬季学期,以及1786/87冬季学期在当时哥尼斯堡大学所做的四次教育学讲座的讲稿。这些讲座本是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应当时普鲁士政府的要求而开设,旨在改善普鲁士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方法。[21]或许正因如此,有研究者就认为康德的教育学讲座只是为了完成普鲁士政府所规定的教学任务[22]51,或是认为康德虽然对教育问题感兴趣,也支持博爱主义的教育实践,但他本人其实并不乐意承担这项教学任务[23]。 《康德论教育》一书也因为并非由康德本人编校出版而存在诸多有关其真实性的争议。[11]87-170一般认为,该书由康德的学生林克(Fr.Th.Rink)在康德去世前一年(1803年)以康德做讲座时所撰写的讲稿为底本,结合自己的听课笔记进行补充后出版而成。但有研究者提出,我们应对此保持“小心谨慎”[24],该书多处存在思想不连贯的情况[25],论据方面也不能使人信服,文本本身也未能系统地得到整理[26],人们无法确定哪些内容来自林克的补充而非康德本人的观点,该作品看似结构完整,实则并非一项系统的研究[27]。 无论如何,《康德论教育》呈现的是康德对教育学做出的专题性和专门化思考,而不是将教育学作为其哲学的方法论部分或是作为其他某门科学的副产品来进行思考。更何况,如赫尔巴特所言,康德留在这本小册子中的是他的“天才般的眼光和提示”。 (二)第二重争议:《康德论教育》与“三大批判”是否矛盾 人们对《康德论教育》和康德批判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常常论说不一。有研究者认为,《康德论教育》产生于前批判时期,对它产生影响的是卢梭(J.J.Rousseau)、博爱主义、英国的道德哲学以及启蒙精神,“三大批判”对该作品并无“值得一提的影响”,它们之间甚至还存有矛盾,因为康德所论之教育学是“经验的教育学”[28],它引以为基础的是“经验性的—实用的视角”[29],因而先验自由和直观形式及思考方式的先天主义对教育学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30]。人们如果按照康德的实践哲学前提去设想教育学的思想和理论,那么就会有很多行不通的地方。[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