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作为人类语言、认知、思维乃至“存在”的重要特征，在中西文化中皆有丰富的呈现，也受到长期的关注。内敛为思，外发为言，书而为文，人类借助口头语言或书面文字表述其思维内涵及过程。此种遍在的认知特征，加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和映射性，使得叙事和说理并非总是直接展开，常需婉曲进行。尤其是对教育活动而言，由于教育所涉对象的特殊与复杂、过程的积渐与内隐、结果的难测与易变，使得其中的隐喻语言别具一格。教育学隐喻“对教育活动内在性、精神性、文化性的深刻把握和独特呈现”(石中英，1997)，值得重视。 20世纪70年代以降，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学及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中，对于隐喻的意涵、类型、机制、文法、理解、功能等层面，皆有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专门的“隐喻学”(束定芳，2000；胡壮麟，2004)。其中，认知语言学对此关注和贡献尤多。影响深远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更以较为系统化的方式，从认知的角度考察隐喻的本质、结构、特点及类型，尤重阐发“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意涵，为隐喻研究开启新篇(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2015)。教育学者对于隐喻研究着力亦多，早期代表者如谢富勒著《教育的语言》一书，即有专章论析教育隐喻，并尤其侧重考察生长隐喻、塑造隐喻、雕刻隐喻及有机隐喻等隐喻意涵(伊士列尔·谢富勒，1994)。中国学者致力于此，注重论析教育理论中的隐喻议题(石中英，1997；高维、郝林玉，2019)，教育隐喻中的典型意象(郑金洲，1997；丁道勇，2011；刘美辰，2015)，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教育隐喻(赵玲，2019；刘莉萍、孙杰，2019)，知识习得与教学转型中的隐喻(钟启泉，2006；曾文婕，2013)，教育隐喻中的认知与思维机制(吴卫东，2010；高原，2013)，学科教材中的隐喻及其教学意义(高维、王安雯，2021)，中美教育隐喻中的文化认知(陶玫，2021)，等等，并对教育隐喻研究本身有所省思(袁征，2019；皇甫科杰，2022)。可见此一学术议题的潜力与引力，以及持续推进中国文化与教育语境下隐喻研究的价值与贡献。 中国文字以其独特的表意型态、悠久的发展历程和丰富的语料资源，成为人类文明家园中的宝贵财富。此种“象形-表意”系统蕴含的场合化、场景化及空间化特征，为哲学“提供了某种超越语言边界的图像思维的可能性”(尚杰，2022)。以此为载体，历代先民崇文重教，文化绵延不绝，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教育思想，儒家尤为其中主轴。先行研究聚焦关键文本《学记》，指出隐喻不仅是《学记》“表达其教育思想的重要言说方式和思维风格”，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言说方式和思维风格”(刘莉萍、孙杰，2019)。透过隐喻语言论析教育思想，乃是一种独特取径。不过，仅就笔者管见所及，系统考察早期儒家哲学中教育隐喻的专题论著，暂付阙如。 有鉴于此，本文依隐喻(metaphor)乃“由此及彼”(carrying across，因此亦译“转喻”)的本意，在广义上理解和考察“隐喻”(王文斌，2007，第7-8页)。此种取径，亦近于墨子所谓“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孙诒让，2017，第416页)。在文本依据上，本文聚焦于以下四种早期儒学核心原典：一为《论语》，此为认识儒家奠基人物孔子其人、其学及其时代的关键原典，形塑中华文化与教育至深且巨；二为《孟子》，对于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命题加以继承和阐发，尤其在教育的宗旨、过程与方法层面提供了更加丰富和系统的论说；三为《荀子》，对于原典儒学的基本立场既有承续，更有实质的补正和拓展，对于完整理解早期儒学同样不可或缺；四为《礼记》，对于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作了全面的总结”(梅汝莉，等，2013，第107页)，从中可以得见早期儒学处理教育有关议题所达到的广度和高度。四种典籍所反映的时代整体从先至后，内容由简而繁，“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孟子》、《荀子》、《礼记》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王文锦，2016，第5页)。四种典籍皆非成于一时、出于一人，以继承发展的形式承载着儒家教育原初的核心命题，而且彼此之间多有文本和义理互涉，允为整体研究早期儒家教育的理想组合。通过文本细读，归纳提炼，本文先从宗旨、对象、过程及功效四个维度，分别解析文献所见教育隐喻的意象与意涵，而后引申探论隐喻在人类语言、思维及活动中的遍在现实与可能局限，及其对于理解、研究教育的意义与启示。 一、宗旨之喻：为人与成人的根本要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乃是在于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关切与追寻，以及教育对于个体人格的完成和社群赓续发展的充分重视。早期儒家哲学以其独特的譬喻和洞察，殊途同归地阐明了其中要义。这对思考教育“树人”(侧重工具价值)与“成人”(侧重理想人格)之间的互动和平衡，甚有启示。 (一)何以“为人” 儒家哲学整体上可归于人本主义，但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人”这一群类，儒家赋予其崇高地位，认为人之尊在于性之灵，人乃是与天地并举的“三才”之一。其中即以典型的比类关联思维，对人的存在赋予独特意义，所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先谦，2013，第194页)。除了“三才”对举，早期儒家关于人何以“为人”的探寻，通常放在以下几组对照中加以辨析，即人类与山石草木，以及人类与禽类兽类之间，异同何在?其中，人类与木石之别相对易于解明——前者“有情”，后者“无情”；而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阮元，1980，第2727页)，人为何、如何异于禽兽，确是讨论的重要基点。显然，两足、无毛、直立等生理特征，并不足以将二者彻底区分开来。甚至语言本身也尚非人禽之辨的关键所在，古人尚知“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阮元，1980，第1231页)；近人亦谓“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赫尔德，1998，第2页)。更为困难的是，受到生物属性驱动的一些本能表现，有时也让人类和禽兽之间的分界甚为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