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加速迭代与知识经济的不断升级让人们想象中遥不可及的“未来”日益迫近。现代人享受着日新月异的物质文明，但也同时被迫承受着世界范围内政治局势变幻莫测、文化环境错综复杂、社会转型矛盾频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定感。对于“未来”进行预测与掌控的强烈意愿与对于人类命运的偶然性与无序性的恐惧共同催生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需求，立足于如何在当下积极地对未来进行思考与探索的“未来素养(Futures Literacy)”①研究应运而生。 “素养”作为一个近年兴起并不断扩散的概念，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变革运动中的强势话语。致力于回答“如何培育有素养的个体以使其能够在新世纪完善的社会中成功地生活”的一系列讨论，无疑是教育领域中最具前景的话题之一，却也逐渐成为一个极具风险与争议的教育理想。在当今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中，面向未来的素养培育仍然受制于社会功能主义的认知逻辑，“未来素养”被狭隘地等同于“为未来做准备的素养(Literacy for the Future)”。此种混淆不仅使教育难以承担起帮助现代人重构未来社会的责任与期望，而且使受教育者自身的长远发展面临潜在风险。厘清社会功能主义的表征与弊端，探寻教育变革历史中社会功能主义的演进，进而尝试提出超越社会功能主义的方法论路径，或许可以为重塑未来素养、未来教育甚至未来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一、社会功能主义的表征 社会功能主义(Social Functionalism)是结构功能主义在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时的一种内隐立场。其基本假设是社会系统对其各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因此每个机构、每个人都被视为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标准化的社会或文化事项，社会系统中的每一部分子系统都基于一种价值的共识充当着一种或多种服务于整体的功能，以此保障社会能够稳定地运行。并且，社会整体始终以一个朝向目标方向发展的平衡稳定状态存在着，其中部分子系统虽然会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与修正，社会整体仍然会趋于新的平衡并稳定地保持在预设的发展轨道之中。而社会保持此种平衡进化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种兼具容纳性与整合性的价值结构体系，以此保障社会各系统的功能调节、整合和维持平衡(Parsons，1964)。 在思考未来挑战、筹划未来图景时，教育往往被认作“力避失误地带领人类进入未来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信使》，2021)。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制度化学校系统的建立以及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互动机制也更加复杂，教育承担着日益高涨的社会责任与公众期待。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基于社会功能主义来理解教育功能的主流话语：学校应该教给孩子特定且规范的知识、技能，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承担某种未来角色或职责、应对某种未来挑战。如何培养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未来社会中获得自我实现、促进社会进步的时代新人，逐渐成为全球教育研究的共同议题，世界范围内掀起的“素养”热潮正是其缩影。 自从素养这一概念于世纪之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国际性跨界项目研究报告中首次亮相后，全球教育逐渐步入从关注知识传授转向强调素养培育的新时代，素养本位教育(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成为世界教育改革新潮流(Francesca，2014)。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在2002年发布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素养》报告中首次使用“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ies)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系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集合”，强调它们在“每个人发展自我、融入社会及胜任工作”过程中的必要性(褚宏启，2016a)。OECD于2003年出版的《核心素养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中更加直接地阐明核心素养对于个人与未来社会的功能性价值。凭借OECD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核心素养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中、信息与全球化社会里的教育指明了方向(崔允漷，2016)，各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纷纷展开面向未来的素养研究。美国联邦教育部于2002年制定《21世纪素养框架》，其中对就业素养的强调呼应了其劳工部早在1997年发布的《为未来做准备：成人素养和终身学习的改革议程》。新加坡教育部2010年颁布了“21世纪素养”。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于2013年发布《培养适应社会变化的素质与能力的教育课程编制的基本原理》报告，提出了面向未来的“21世纪技能”。诸如“核心素养”“21世纪技能”等舶来概念，不仅迅速成为课程改革的主基调，而且成为教育政策中的强势话语。一般而言，特定时期的“热词”往往具有衍生与扩散效应，“素养”概念也不例外。随着“核心素养”进入教育政策前沿和改革实践，“数字素养”“信息素养”“劳动素养”等一系列衍生词汇也开始大量涌现。 世界范围内的素养热潮不仅是教育质量的升级运动，也是国际教育竞争的集中反映(褚宏启，2016b)，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浪潮中，社会功能主义的逻辑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未来素养的培育在本质意义上仍然囿于“为未来做准备的素养”这一狭隘理解。前者指涉那些能够帮助主体主动参与建构未来的素养；后者强调某一特定未来世界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通常反映的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经济与工业的阶段性需求。具体而言：“未来素养”关注的是教育如何使人具备自主勾画未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坦然面对生命境遇中不确定性与反复性的坚韧与勇毅，以及在一个尊重多元价值的共同体中实现共创共享的开放襟怀；“为未来做准备的素养”则聚焦于如何通过系统性的教育培养一批能够适应科学技术新变化、满足经济发展新要求、完成社会转型新挑战的学习者。与“未来素养”相对应的概念是“未来文盲(Futures Illiteracy)”——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未来文盲时，他们会感到不足而变得自卑，并意识到自己的未来权利被剥夺(于金申、瑞尔·米勒，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