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1]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聚焦当时中国的去向这一核心问题，具体到文化领域即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2](P663)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与审视文化民族性建设，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之基和实践支撑。 一、《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民族性的理论逻辑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英美等国“远东政策”与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国民党反共投降倾向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间道路”等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文化上表现为新旧民主主义文化之争以及文化性质上的偏向等，实质是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关切和思索。为廓清人民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困惑，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主张，1940年2月，《新民主主义论》公开发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文化民族性的本质，系统分析了文化民族性的场域结构，阐明了文化民族性的本质力量在于掌握群众，为文化民族性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一，揭示了文化民族性的本质。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精神、观念层面的文化。本文探讨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相区别的文化，这也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2](P663)的“文化”内涵一致。文化民族性作为民族实践活动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的历史演变和生存环境与其他民族完全相同，因此，也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是完全相同的”。[3]文化民族性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性。它是文化结构中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表现在文化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表现形式、价值取向等方面”。[4]唯物史观认为，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能动地反映社会存在。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知文化民族性，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P694)从而把握了文化民族性的本质。一方面，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范畴，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文化的性质受到政治和经济性质的制约，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具有能动性，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P695) 第二，分析了文化民族性的场域结构。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5](P133)如果将社会作为一个场域的话，社会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并相互作用而形塑的关系空间。毛泽东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2](P663)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并且需要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相结合，才能造就新中国。文化是社会场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场域。毛泽东基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指出文化民族性场域中存在着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和新文化三种类型的文化。他在分析文化场域的基础上，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文化民族性建设目标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2](P695)进而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文化民族性场域中占据统治地位，代表文化民族性的前进方向，在观念上反映着、在实践上服务于新政治和新经济。 第三，阐明了文化民族性的本质力量在于掌握群众。马克思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P320)文化要服务于政治、经济，就要依靠有实践力量的人。“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揭示了作为主体的人有实践力量，但“使用实践力量”是用先进文化掌握群众的自觉过程。要实现掌握群众的目标，一是要用先进文化推动文化民族性的发展。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民族性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性质，决定着文化民族性的性质。文化民族性存在着先进和落后之分。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指出了服务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的文化、是落后的文化、应该被打倒的文化，“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P695)要用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新文化推动文化民族性的发展。二是要用大众化推进文化民族性发展。文化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则，就会在实践中展现出改造世界、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P708)列宁“灌输论”表明，理论掌握群众，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需要“外在灌输”。“外在灌输”不是“硬灌”“单向度灌输”，而是要结合群众需要和客观实际，用大众能够认知、理解和接受的形式进行灌输。与此同时也要注重文化能动性作用，要发挥文化的促进、引领作用，“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2](P708)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向着新文化要求的方向迈进，最终达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文化民族性场域中占据主导位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