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研究当中，“长期以来我们的问题意识是，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革命失败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就展示出它非凡的本领和手段”。①费约翰较早关注到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宣传部的设置、人员与组织协调，并将这一时期的宣传概括为“党治宣传”。②国内学界近年逐渐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宣传工作的差异和经验教训纳入研究视野，③并初步探讨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原因及举措。④因毛泽东在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学界容易聚焦于他的个人能力及远见卓识。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置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组织背景下，可从中管窥共产国际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宣传工作上展现的独特优势。 一、引入苏俄经验：“当以宣传为重”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深度介入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作为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国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既是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实施苏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渠道，又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示、命令，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组织力量。⑤共产国际以宣传为革命之先导的苏俄经验为标准审视国共两党，对国民党改组进行直接指导和有力推进，构成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重要语境和政治氛围。 (一)推进中国革命：“以宣传为先导” 宣传工作自始即是苏俄与共产国际整个世界革命图景和东方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介入中国革命的先导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的任务之一，即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⑥他于1920年4—8月在上海工作的主要成果就是成立革命局，下设出版、宣传鼓动和组织三部，不仅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小册子，而且成立了华俄通讯社及北京分社。⑦几乎同一时期，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表明革命宣传方面的成绩，其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有了相当的基础，并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刊宣传工作上，在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形成了出版中心。⑧ 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宣传工作上的基本范式和原则要求也由此引入中国。一是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以是否开展了政治宣传作为考量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刘谦在1920年10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目前在中国南方省份的运动，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并对陈炯明评价颇高，认为“他在军队中正在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他的参谋部里设有专门的报道部，出版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和书籍”。⑨二是充分利用各级组织开展宣传工作，以集中统一作为衡量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马林就曾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建议“在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必须把那里已经开展的工作统一到一个局内，集中进行宣传”，⑩同时他也对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下设中国科、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上海临时设立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等机构各自为战、沟通不畅颇有微词，其中西伯利亚局“同远东局关系不正常(特别是邮件、报告、报纸等交通不畅)”，各机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情况”。(11) 苏俄和共产国际派代表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军事政治集团建立联系，逐步明确了以孙中山国民党为盟友的政策。此时，孙中山对苏俄经验的关注集中于“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12)尤其是“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13)共产国际则一开始就把重视宣传工作作为改组国民党的重要抓手。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苏俄与共产国际代表多次明确指出忽视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单纯依靠军事是其重要缺点。马林在1922年9月的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宣传工作远不够有力，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之一”。(14)1922年10月越飞给契切林的信中也认为，孙中山的基本立场是“只能用军事力量来完成中国革命”。(15)马林赴桂林与孙中山初次会见时，即与孙中山讨论了“革命宣传的意义”，直至陈炯明叛变“促使他坚定地着手改变党的策略，把军事活动方面的(以及外交方面的)重点转移到革命宣传上来”，(16)并于同年11月15日在沪召集各省国民党同志59人审查国民党改进案全案。然而，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的改进进展缓慢，12月29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明显表达出不满：“国民党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集中在军事方面。它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华民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它极少注意宣传，包括民族主义的宣传。因此，自从同这个组织发生联系以来，我们坚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也会有我们的人员参加，还会明确安排宣传工作。国民党领袖们接受了这个想法，但至今没有实现。”(17)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18)而《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同日，越飞在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孙中山正在充分弥补“对群众和宣传鼓动问题注意不够”这一主要缺点，然而其两套计划仍主要是军事统一中国。(19) 以苏俄经验来看，组织与宣传是现代革命政党强有力的重要保障。如契切林来函所言，“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20)但孙中山国民党的革命图景中往往以军事为先，且以稳住地盘为重，因此共产国际逐步意识到，不仅要从外部对国民党的改组提出要求，更要利用共产党人在其内部加以推动。 (二)党内合作：“进行国民党的宣传” 共产国际推动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不仅构成了共产党人开展宣传工作的组织背景，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宣传工作模式也借由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要求、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而渗透到国民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