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事求是”话语的原创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创造了极具中国智慧、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丰富多彩的“中国话语”。“实事求是”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精神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实事求是”渊源有自的本有涵义，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指引下，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创造性内容，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之成为我们党思想文化和实践作风方面的一个新传统。

      一、话语源流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特别提到“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①。

      5000多年绵延不息传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具有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文明“基因”，甚至早在中华上古伏羲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传说中，即已见其清澈的始源。自羲、农、炎、黄，到尧、舜、禹、汤、文、武等，皆是心系天下、允执厥中，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文明创造者和德行楷模，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崇实尚诚、真知实干的人文精神。儒家经典《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之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生物不测，为物不二，大生广生，生生不息，自然而然，真实不虚；人之道，效天法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成己成人成物，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诚明相须，物与无妄。中华文明核心思想理念中蕴蓄着深厚悠久的崇实尚诚精神传统，为生成“实事求是”话语及其观念与方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与精神“基因”库。

      从语源上看，“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传中称赞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在这里，“实事求是”的原义是指考校典章文物时的一种严谨治学的方法和态度。所谓“实事”，主要是指古代文献；所谓“是”，主要是指文本真赝正误意义上的“是非”之“是”，即求得古代典籍善本的“真”版和“正”本。在此后的传衍中，“实事求是”的外延和内涵都逐渐有所拓展。“实事”不限于与典籍相关的治学活动，而是广泛地包含了社会生活实际事务的方方面面；“求是”则是指在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中求得立身行事的正确路径和方法，或者说“中道”。“事”之大端，见诸百姓日用和圣王德业，如《尚书·大禹谟》篇有治理天下的“六府三事”，即“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是”字的本义，为直或正。具体从人和物两方面来说，有道德义的民彝之“是”，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烝民》)；又有规律义的物则之“是”，即“有物有则”(《诗·大雅·烝民》)，而“道自道也”(《中庸》)。《说文解字》释“是”曰：“直也。从日正。凡是之属皆从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古汉语“事”与“史”相通，“是”与“时”互诠。《说文解字》释“史”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说文解字》释“时”曰：“四时也。从日，寺声。旹，古文时，从(之)、日。”《尔雅·释诂》曰：“时，寔，是也”。

      上述字义表明，中华传统“实事求是”观，具有《中庸》所谓“君子而时中”的深刻内涵。“事”与“是”皆深受《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哲学观念的浸润，而从“实”以“求”则富含历史经验意识的积淀。因而，“实事求是”就意味着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与时偕行的智慧。这种智慧既有器用、事功、技艺的一面，又有道德、伦理、价值的一面。这种理性和德性相统一的智慧，是知行合一的，既要求在认识上洞察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又要求在实践上恰当地把握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时机。

      从思想史上看，将“实事求是”一语的重心，从关注文本世界的正误是非问题，转移到生活世界的知行德业问题，主要得益于中国思想史中的实学传统，其中尤其以宋明以来“湖湘学派”的影响最为突出。在宋明理学中，朱熹将“格物致知”的命题进一步发展为“即物穷理”，赋予“是”以“理”的内涵，朱熹曰：“是，便是理。”②从而为后来“实事求是”的涵义向事物内在意蕴拓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张载本《易经》“生生”之道而申发“气”一元论。他强调：“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正蒙·太和篇》)他还强调，“性与天道合一乎诚。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诚有是物，则有终有始；伪实不有，何终始之有！故曰‘不诚无物’”(《正蒙·诚明篇》)。从而为后来“实事求是”论脱虚向实的演进，确立了富有中华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特色的哲理根基。

      早期湖湘学派在探讨内圣修养的同时，也倡导经世致用，因而有着突出的务实倾向，其代表人物如胡宏“以古人实学自律”，张栻“其见处高，践履又实”，无不推崇一个“实”字。湖湘学派的崇实学风和理路，为明清鼎革之际的王船山所继承和发扬光大。船山之学“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主张“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对宋代以来空谈心性的理学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在哲学上为湘学经世务实的学风及其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③。在哲学上，船山继承和弘扬张载的“气”一元论，主张“理在气中”。他指出：“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④就《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关系而言，船山强调：(形而)“上下无殊畛，道器无异体。……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性，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⑤在理事关系上，船山曰：“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⑥在知行关系上，船山主张：“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⑦。船山实学集中国古代实学传统之大成，已然在“内圣外王”之道的传统语境中，将“实事求是”弥纶天下彝伦与圣人德业，酬酢万事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全体大用豁然彰显。船山实学承上启下，日后成为青年毛泽东所汲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近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