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为了加速迈入绿色节能的数字经济时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数字赋能与绿色低碳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推进绿色发展”，《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强调“数字中国建设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可见，传统产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既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实施之路布满荆棘，一些企业因转型能力不足、转型成本偏高和转型阵痛期较长而陷入“不会转”“不能转”和“不敢转”的困境(刘淑春等，2021)；同时，数据中心等数字产业部门也正在成为“碳排放大户”。显然，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产业产出占比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或将面临“协调失灵”。鉴于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须积极实施碳减排政策将碳排放成本内部化，以提升企业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的主动性，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数字产业政策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绿色数字化转型提供融资支持和研发创新补贴，推动企业积极落实“双碳”目标；同时，碳减排政策也有助于规避数字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量增长问题。因此，有必要深化碳减排政策与数字产业政策的协同互补机制研究和政策协调效果的模拟分析。 学术界有关数字产业政策与碳减排政策协同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方面。首先，数字产业政策是“赋能”还是“负能”绿色低碳发展仍未形成共识。例如，戚聿东和刘欢欢(2020)发现，税收激励、财政补贴等数字产业政策工具促进了企业引入数字要素、实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从而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然而，一些学者从新基建(云计算、区块链和数据中心)、数字经济的供给侧(数据中心)以及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端等视角分别指出，数字产业政策可能引致绿色低碳发展的“负能”效果(Li和Yang，2021；史丹，2022；杨凌和陈嘉盈，2022；Forma等，2012)。其次，碳减排政策是“助力”还是“制约”数字经济发展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学者们基于资源禀赋和波特技术扩散等假说的研究发现，碳减排政策对高耗能企业既存在绿色数字化的倒逼效应，也具有促进技术创新及其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了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Zhou，2022；徐斌等，2019)。相反，也有学者指出减排政策的实施可能催发成本效应(李磊和卢现祥，2023)，并且存在规模制约效应，导致企业减少劳动力需求(Yang等，2020)，由此对数字产业发展产生潜在的不确定性。另外，两类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已受关注，但有待深化。尽管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政策与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何小钢，2014)、碳税政策加持适当的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双重政策红利效应(Hemangi，2021)，即积极的环境政策辅以财政政策支持可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然而，如何选择财政政策抓手、数字产业政策加持碳减排政策是否可实现“碳达峰”目标和推动数字经济的“双赢”，以及双重政策配置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尚待继续深入研究。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产业政策推动数字经济与碳减排政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已开展了较全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二者的协同或相斥关系也有所关注。但是，相关政策分析文献主要集中于数字产业政策的宏观效应、碳减排政策的产业结构优化与碳减排效果评价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如何在“碳达峰”目标约束下，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均衡发展的研究仍尚待深化。例如，关于数字产业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也会促进“绿色化”发展?碳减排政策抑制碳排放的同时是否还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两类政策如何配置才能产生协同效应?对上述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将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中国2018年投入产出表，构造包含能源部门和数字产业部门的社会核算矩阵，建立数字经济-能源CGE模型，并根据中国数字产业政策与碳减排政策的相关文件设定15种政策配置情景，对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进行量化模拟，定量分析两类政策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构建数字-能源的动态CGE模型探讨数字产业政策与碳减排政策协同效应，揭示数字产业等多部门产出与能源消耗的关系，并在社会核算矩阵(SAM)中设置数字产业部门，为量化模拟数字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理论依据；其次，阐释数字产业政策与碳减排政策配置的组合效果和传导机制，并以中国“碳达峰”目标与“十四五”数字产业发展规划为依据，模拟比较数字产业政策与减排政策效应，并探寻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最优政策配置，以期发现“双赢”路径。 二、模型构建 为了阐释数字产业政策与碳减排政策配置的传导机制和协同效应，本节立足于中国经济治理实践，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将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构建数字经济-能源CGE模型。探究中国数字产业政策的赋能效应、碳减排政策的产业转型效应和数字产业政策与碳减排政策的协同效应，以期为实现“碳达峰”和数字赋能双赢目标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仿真证据。 (一)政策机理分析 中国的“双碳”战略目标是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显然，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本质是新技术产业自身的绿色低碳发展、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其中，新技术既包括传统生产技术的低碳排放革新，也包括吸收和抵消二氧化碳的新型绿色吸碳技术。然而，迈入信息技术时代，不仅“‘碳达峰’目标要求数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而且“数字化是促成‘碳达峰’目标的‘使能者’”①，须“提质增效‘数字能源’与‘碳达峰’目标偕行”②。因此，建立健全有效碳市场机制的碳配额(ETS)交易政策与有为政府的碳税政策和数字产业政策的优化配置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碳达峰”目标“双赢”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