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坚持、发展与运用，具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①。邓小平始终“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始终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②，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过程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解决了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和方法，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中国的发展迈入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创新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 一、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向前发展指明根本方向 从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职务到党的十二大之前，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方法论，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准确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揭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向前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指明了根本方向。 1.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方法论的权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最早提出者是毛泽东。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确立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③从1929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到1930年写作《反对本本主义》，再到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些不朽著作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党依靠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及道路问题，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并成功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然而，可惜的是，这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而一度被抛开，导致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思想路线的罪行尚未彻底清算，党内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依然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历史境遇下，邓小平紧紧抓住了思想路线这个根本性思想方法问题，明确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④这就敏锐地抓住了历史的契机，觉察到要从思想路线、思想方法这个根本性问题入手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 邓小平首先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尊重实践标准，恢复实践的权威，进而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做任何工作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⑤。同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后敏锐地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⑥这个问题不仅是政治与思想问题，更是事关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又将之提高到防止亡党亡国的高度加以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完成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1980年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规定性描述，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⑦，使党的思想路线具有更完备的理论形态。这实质上把党的思想路线与认识规律结合起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权威。科学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一经重新确立，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顺利地实现了拨乱反正。 2.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是党内比较早地使用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党同各种歪曲、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卓越代表。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的讲话中就比较早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他强调遵义会议后，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⑧，肯定已经形成比较完整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对于全党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后，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绝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国内国际“很大的政治问题”，并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理论勇气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看待”。 1977年4月至5月，邓小平在尚未恢复工作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⑨，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观点，“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⑩，要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为题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随后，他更是多次指出，“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11)，有些人“表面上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是否定毛泽东思想”(12)，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由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构成的完整的体系，不能庸俗化地去理解，而要完整准确地认识，要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去指导工作。这些论述充满了以“求实”和“辩证”为主要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