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鲜活经验提出诸多新理念、新战略、新坐标，既明晰首要政治任务、聚焦新的文化使命，又指明基本遵循原则、提出具体实践要求，既创造性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以一系列拓展性、独创性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解达到新高度，标注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至新境界。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尤其是其中蕴涵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不断增进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理论认同。本文尝试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探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力求理论论证言之有据、言之有物、持之有故，以期为增进对这一思想的理论认同提供学理化支撑。 一 创造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概念，是一个言简意赅、内涵丰实、内容丰赡的复合词。从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在考察殷墟遗址时首次提出，到2023年6月2日他在主持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提及并视其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实现了现代化、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的有机交融和复兴叙事、文明叙事、价值叙事的深度嵌合，彰显了中华文明底盘坚实沉稳、底色鲜亮明晰、底蕴深厚笃实的鲜明品格，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发展。 第一，这是对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曾指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2]据历史学家考证，人类最早的文明中心诞育于约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的交互作用下，某些以深耕干旱荒原为主业的公社组织顺利实现从“部落文化”转型跃升至“文明”的成长阶段。文明与部落文化相较，其本质特征主要涵摄以下方面：以城市为中心，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文字，纳贡或税收，阶级或等级的生成及其分化，宏阔的建筑，分门别类的科学和艺术。以上特征仅作为判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明性质的一般指南，并非所有文明形态都同时兼具。譬如，南美安第斯山脉文明在没有文字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古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则在没有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旦文明在欧美和北美大陆的一些地区生根，便向四面八方传播、扩散、延展、推进。这些古代文明既有共同的特征，如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新的不平等，也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和独特的类型。譬如，苏美尔文明以城市类型为主，埃及文明以帝国为主要表征，米诺斯文明以海洋文明著称，印度河文明以保守为鲜明标识，等等。[3]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发展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自主选择，而必须基于一定的文化结构、传统路向等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实际上构成了新的文明类型建构的现实前提和先决性基础。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明，需要传承，但这种传承不是全盘接受、简单回归或复古，而需立基当代的实践加以抉择、省察、重构、拓新并赋予新的时代意涵，由此产生新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传承性与创造性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阶段所生长起来的崭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在“时间轴”上渐进演进、深度继替的产物，或曰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形态。 第二，这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文明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紧密联结。同时，文明一经生成，其自身也有一个发育、生长、成熟的逐步进化、新陈代谢逻辑。英国费边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维伯夫妇认为，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它就“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地在后退，把它打击得越来越绝望的，就是它亲自建立起来的文明和培养起来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历史长河中资本主义不会是划时代的纪元，充其量只是一个插曲而已。[4]文明是一种社会关系，以进步完善为基础，对所有民族、所有国度开放，各民族、各国度以不同方式都能取得不同程度的文明成果。然而令人惊叹和厌恶的是，当19世纪初资本主义文明与其他民族相遇时却自视优越，种族主义泛起，文明概念成了谴责他者和控制劣等“野蛮人”的意识形态。[5]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网站报道，四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家庭成员会因种族身份而受威胁甚至攻击。[6]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为本位、中心的文明，与以人民为本位、中心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学者赫德森发现，在新冠疫情暴发的一年内，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在增长，而其余99%的人的财富在缩水。[7]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是现代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其承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定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列宁于1913年3月在《启蒙》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8]从学理上分析，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主要体现在深笃的人民性、深厚的实践性、深阔的文明性。深笃的人民性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提供厚实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支撑，深厚的实践性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提供鲜活的现实基础和活力之源，深阔的文明性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养料。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在人民的社会实践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多重机制作用下不断得以涵育、滋养，昭示其具有峰回路转、百折不挠的坚强韧性，意味着其崛起具有极强的历史必然性并造福人类。 第三，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扬弃和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不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类型社会主义文明的“再版”。马克思在研究西欧社会的同时，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也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探讨，尤其是以俄国为典型样本大胆构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绕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围绕俄国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较短时间内加快文明进步步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可行性设想。列宁逝世后，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方面既取得巨大进步，也有诸多教训，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日益僵化、固化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和波折。这种曲折和波折，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的衰败。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辛淬炼的实践过程。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既是一种“实践的事情”，也是一个“社会的素质”。[9]这表明：一方面，实践是文明生成的现实前提，文明是实践的智慧结晶，文明的生成离不开实践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文明是量度社会开化状态的一把自然“标尺”和重要“金钥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鲜明标识和独特标记。在美国学者马兹利什看来：“要注意文明概念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一些情况下，二者几乎被当作同义词来用。”[10]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最根本的在于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展现了现代文明生长的另一幅图景和另一维向度。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不仅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亦具有里程碑意义。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之新的蓬勃生机的焕发，昭示着科学社会主义在历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短暂曲折后的再次复兴，意味着世界文明在社会生产力积累发展基础上获致跃升、转型、演进的新的可能性，体现着人类文明演进、演展的正确趋向和历史走向，彰显着现代化生长路径的新图景和多维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