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云：“无礼不相见也。”①礼尚往来是人类社会中沟通人际关系的重要形式之一。《诗经》的零散单句中就已出现了梅、彤管、芍药、玉佩等礼物，但直到南北朝时期，真正将礼物交际作为一种题材类型的诗歌才正式出现，文人在索物、赠物或酬谢等社交活动中赠送诗歌，比较典型的如庾信《就蒲州使君乞酒诗》、刘令娴《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王筠《答元金紫饷朱李诗》等。本文将在礼物交际中产生的诗歌定义为礼物诗，包括向人索取礼物时的乞物诗、主动赠人礼物时的赠物诗，以及由二者所引发的谢赠诗及后续的往来唱和诗等。 自唐入宋，文人在礼物交际中赠送诗歌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但创作礼物诗较多的诗人也未超过30首，而梅尧臣的礼物诗有155首，他是第一位大量创作礼物诗的诗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尽管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②，但仍留有探讨的余地。梅尧臣同与之礼尚往来的宋庠、胡宿、刘敞、欧阳修、韩绛、韩维、韩缜、蔡襄等人相比，在官阶上明显存在劣势。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称：“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③由于没有功名，梅尧臣升迁缓慢，天圣六年(1028年)所任桐城主簿为从九品，23年后的皇祐三年(1051年)终赐进士出身，改太常博士，仍不过为正八品，嘉祐五年(1060年)去世前也仅是从六品的都官员外郎。“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禄确实非常优厚以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俸禄不高。”④梅尧臣属于低收入官员，即使在此生最高的都官员外郎一职任上也不过月俸三十千钱。⑤欧阳修的最高官职为正二品的参知政事，月俸则达到了二百千钱。⑥两相比较，足见悬殊，更遑论二人在绫、绢、绵、罗、禄粟、职钱等俸禄上的差距，以及欧阳修频频得到皇家赏赐的额外收入。高俸禄支撑起了欧阳修的集古爱好，而梅尧臣则陷入了“俸苦月不足”(《薛八殿丞有遗》)⑦的困境，甚至在《韩玉汝遗油》一诗中记录了连灯油都需要韩缜接济的窘境⑧。 由此可知，官微家贫是梅尧臣的生活常态，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其礼尚往来中的表现和诗歌创作的风貌。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特点，考察梅尧臣的馈赠交游和礼物诗创作情况，并以此为样本，以期了解宋代中下层官员在礼物交游场中的生存状态。 一、立足官场：梅尧臣礼物诗的类型及作用 礼物诗自李、杜开始摆脱零星书写的局面，至中晚唐白居易、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诗人手中变成常见的酬唱题材，再到北宋出现蔚为大观的创作景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唐宋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门阀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通过科举进入了统治阶层。相较于宋之前把持政治的士族有天然、稳固的血缘纽带，北宋士人通过地缘、师门、同年、政见、文学主张等要素结成的交际圈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来维系，通过礼物进行社交的需求随之增加。梅尧臣未中功名，缺乏座主的提携和师门的支持，做高官的叔父梅询及极具政治潜力的妻兄谢绛又过早离世，故而他更加重视馈赠交游与诗礼酬唱在官场交际中的作用，除居乡守孝时与隐士、山僧仅有几首礼物诗外，其他礼物诗的社交对象基本都是踏入仕途后结识的官吏和学子。 礼物是扩展人脉的重要手段。梅尧臣经济能力有限，当欧阳修收到其所赠的建茶时，还担心他“莫妨待客否”(《与梅圣俞书四六》)⑨。这导致梅尧臣的赠物诗不多，只有7首，不过他仍别出心裁地以家乡特产作为馈赠佳品。如以自家所种银杏并附《代书寄鸭脚子于都下亲友》一起寄给同僚后，欧阳修作《梅圣俞寄银杏》，称“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⑩，韩维作《奉答圣俞寄鸭脚实见贻》，称“缅怀朋游重，千里走绛囊”(11)等，都纷纷致谢。梅尧臣以家乡宣城诸葛笔赠欧阳修，对方对这份礼物十分满意，称赞“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圣俞惠宣州笔戏书》)(12)。嘉祐三年(1058年)，梅尧臣在京以家乡木瓜送礼部尚书王举正。二人是老相识，庆历五年(1045年)时梅尧臣就曾入许州王举正幕。梅尧臣赠木瓜所附的诗歌未保存下来，现在其诗集中只有后续唱和所作的《次韵和王尚书答赠宣城花木瓜十韵》。在这首诗中，梅尧臣虽然强调只是“幸资药品用，少助宣调力”(13)，但拉近私人关系以图有所提携的意图不言自明。梅尧臣曾声明“耻游公相门，甘自守恬淡”(《正仲见赠依韵和答》)(14)，同于嘉祐三年所作的《王平甫惠画水卧屏》中，他因卧屏上的景色而萌生出“终当五湖上，归去学渔樵”(15)的想法。结合上文赠王举正木瓜一事，梅尧臣的归隐之意明显是牢骚之语，他从未熄灭仕进之心，还试图通过馈赠礼物为自己谋求仕途发展。 梅尧臣受人惠赠远多于遗人礼物，谢赠诗多达127首。古人讲究“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16)，“互惠原则”是一条重要的馈赠准则。人类学家莫斯也指出，馈赠“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质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17)。对于官微家贫的梅尧臣来说，受礼明显是一种负担，像《玉汝遗橄榄》“所投同木瓜，欲报无琼璧”(18)、《韩持国遗洛笋》“欲学报投无木瓜”(19)等句都透露出他的回礼焦虑。《杜挺之赠端溪圆砚》“非意予敢贪，既拒颇不怿”(20)，大有强调是对方硬塞的意思。故而梅尧臣“聊答君意勤，作诗恨短涩”(《阳武王安之寄石榴》)(21)，谢赠诗成为回礼的一种手段。诗歌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品，且梅尧臣在当时卓有诗名，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弓衣上都织有其《春雪》诗(22)，这更为梅诗增添了“附加值”。得赠几乎必回诗致谢，也是其礼物诗数量异军突起的一个原因。而且他尽量将受馈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如《裴直讲得润州通判周仲章咸豉遗一小瓶》《端午前保之太傅遗水墨扇及酒》《孟夏二日通判太博惠庭花二十枝云是手植因以为答》等包含着人物、背景、时间、数量等详细信息，仿佛是一份“人情账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