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力克斯·伽塔里(Félix Guattari)都没真正参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但由他们共同完成的《反俄狄浦斯》(Capitalisme et Schizophrenie：L'anti-Oedipe)作为其“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系列著作的第一卷，却总会被学界称为“68书”(a May’68 book)①，个中原因在于，他们用一种非匮乏性的“欲望”逻辑诠释了68革命的思想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为很多困惑于这一革命爆发原因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路径。福柯在为《反俄狄浦斯》所做的序言中对于该书的主旨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给出以下两个指认：其一，这一著作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②其二，这是一部对抗已然渗透日常生活之中的“法西斯主义”的“伦理之书”。③而正是在68革命过后，法国思想界的日常生活批判逐步占据了思想话语的主导。《反俄狄浦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这类批判的典型代表。所以，福柯对这部著作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指认了这部著作的思想主旨，不如说是对整个蔓延于20世纪60-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思想界所蕴含的共同问题意识的概括。而《反俄狄浦斯》是针对这一问题意识所做出的最为系统而出色的回应。尽管福柯的这一评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凸显了这部书对于日常生活微观权力的讨论，并借此将当时流行的诸多哲学话语进行了对接和融合，那么显然过于表面了。因为它错失了德勒兹与伽塔里在两卷本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任务，即面向20世纪70年代后新的资本形态的分析、批判及其可能性的反抗。于是，此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德勒兹与伽塔里如何进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话语的联结，而在于为什么德勒兹与伽塔里要在20世纪70年代去完成这两者之间的联结。对后一问题的回应将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形态变化的哲学反思和批判。 一、欲望经济学诞生的现实语境：资本的金融化 虽然德勒兹与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仅只一次明确提到了“欲望经济学”(économique du désir)④，但就其围绕“欲望”“欲望生产”“欲望机器”所构筑的理论体系而言，却以回溯性的方式指认了“欲望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而这一以“欲望”而非“需要”为其核心概念的经济学的理论合法性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有着密不可分的理论关联。 概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意味着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政策的退场，而浮动汇率的产生所带来的不仅是各国货币政策方面的自主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富灵动性的国际贸易流通，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了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资本”的诞生。而所谓“虚拟资本”，作为金融资本的激进化表达，同时也成为资本逻辑最为直接而彻底的一种呈现。因为资本，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两种形式：“(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⑤如果说前者仅仅意味着作为“生产工具”，同时也是作为“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⑥的资本，那么后者，作为一种收入源泉，即意味着资本概念包含着不可停歇的增殖强制，而所谓的资本逻辑，其所彰显的正是这一增殖强制所具有的统御一切的力量。在资本由产业资本(以商品为主导)向金融资本(以货币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资本逻辑也逐渐脱离了它的拜物教式(依托于商品)的表达，获得了直接的(资本的)呈现方式。这一直接的呈现方式表现为虚拟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有关信用和生息资本的分析中曾提出“虚拟资本”概念来呈现这一资本逻辑的内在机制： 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⑦ 换言之，生息资本作为资本逻辑的直接表达，凸显了一种倒错的认知，即资本逻辑自身脱离实体性生产获得了一种自我增殖的动力，其资本的现实表现形态为资本的金融化的逐步完成。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当时谈到的“生息资本”所构筑的金融资本逻辑还不能用来完全说明虚拟资本。因为生息资本所隐含的资本增殖，即利息，还是需要依赖于既存的某种真实的资本，而被马克思以极为简略的方式所提出的虚拟资本，却将一种建基于想象的、可能性的增殖作为一种真实的增殖，并以这一增殖的预期来生成某种资本。这一后续生成的资本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现实地实现被预期的资本增殖。概而言之，如果说生息资本还是一种既成性资本的增殖，它的增殖强制建基于已然存在的(指向过去的)资本，那么虚拟资本则是生成性资本的增殖，它的增殖强制则建基于还未成型的(指向未来的)资本。因此两者虽然都是金融资本的不同表现形态，虚拟资本却在对金融资本的激进化表达当中，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式：同样是受到增殖强制的统御，在生息资本中蕴含的金融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只能是银行资本的介入，例如希法亭在对金融资本的界定中所给出的说明： 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⑧ 换言之，对于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而言，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式在银行资本介入之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作为生息资本的人格化表达——银行资本家也以成为产业资本家为其最终旨归。因此，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是仍然须以实体性的产业资本为锚定点的资本形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资本。 而对于虚拟资本来说，资本的运行方式将完全依赖于在观念上对增殖的预期，它的现实表现形态，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在对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考察中，马克思发现由于鸦片战争为英国打开中国国门，新的市场为当时棉纺业找到了新借口，即“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3亿人提供衣服”⑨。这种虚幻想象出的需要，附带着包括汇票业务的激增，在观念上构筑了一个有待增殖的资本。而新的资本投注也的确在这一虚假增殖的观念预期中被产生出来。于是一旦预期的需求被转换为真实的资本投注之后，资本的增殖则从观念上预期的增殖，即虚拟资本，变成真实的增殖，即真实的资本。由此，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差异也随之变得显而易见：生息资本的实现，总是要以真实的现实资本为前提；而虚拟资本的实现则总是以观念上的预期增殖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