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人类共同的母亲和乳娘，是人类的祖国。可是我们谁也对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①卢梭心怀整个人类，但并非世界主义者，他对爱国主义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祖国”有着比地球更复杂深刻的内涵。哲人卢梭致力于在历史的论证与行动中为人类寻找理想的祖国。在为波兰提供治国之道时，卢梭强调，要使波兰人民“成为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民”，他们才会“全身心地为国家效力”②。爱国主义既关乎人的品性，又关乎法律与国家的秉性，于是成为卢梭“高贵野蛮人”的育人理想与“美德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在现代社会相遇的重要桥梁，且被认为有助于达成人的自由的终极目标。对爱国主义的重视使卢梭与他同时代充满怀疑且具有世界主义立场的启蒙哲人们(philosophes)相互区别甚至对立起来。卢梭始终对人类的自我完善能力抱有乐观态度。而爱国主义正是要为塑造、改造人性划定试验田、提供催化剂。与启蒙哲人对立这一历史事件，催生出关于“卢梭反启蒙”的众多解读。这为在思想史与政治哲学领域理解卢梭究竟是在反启蒙的意义上还是在启蒙的范畴中推崇爱国主义，增加了难度。 一、反启蒙的爱国哲人：施特劳斯学派的卢梭画像 对现代怀抱诸多不满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学派(以下简称“施派”)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卢梭将启蒙运动看作爱国主义的消解剂来加以反对③。施特劳斯率先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借助卢梭的爱国主义来批判现代性。他把卢梭对“现代城邦”日内瓦的赞赏解读为：卢梭不过是借助日内瓦这一现代载体来颂扬罗马、斯巴达这样的古代城邦④。施特劳斯认为，卢梭眼中的现代日内瓦人“缺乏古人的为公精神或爱国主义”，“缺乏古人心灵的那种伟大气质”；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他们的私人的或家庭的事务”，他们更其为“市民而非公民”⑤。且不论施特劳斯究竟是领悟了卢梭赞颂日内瓦背后的隐微教诲，还是刻意无视卢梭在《献给日内瓦共和国》中盛赞日内瓦人的爱国主义，他倚仗卢梭文本却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至少传递出两重信息。首先，他认为，现代启蒙所推崇的科学与理性，排斥作为政治德性的爱国主义：“科学或哲学本质上是普遍的……哲学或科学的传播必然削弱国家‘哲学’的力量，从而削弱公民对其共同体特定生活方式的依恋”⑥。其次，施特劳斯强调，若要成就一种与自由社会相容的爱国政治德性，只有借助苏格拉底式的古典智识观念，使之作为“全部理论科学的基础”，使哲学家成为“自由社会的德性的导师”并由他(们)来“启蒙人民”，才能实现⑦。 就前者而言，施特劳斯指出，现代启蒙运动创造了一个自由社会，人人在其中都可以认识并运用自身的理性，追求科学发展则使这一权利诉求得以普遍化。他列举了自由社会在处理自由与平等问题上的两大“罪状”：造成遵从内心声音的哲学诉求与遵从惯例的自由(即共同体法律)之间的冲突，造成遵循惯例的平等与推动科学发展所需的卓越才能(即自然的不平等)之间的冲突⑧。卢梭笔下的无论是古代自由城邦还是公民社会，都被施特劳斯描述为“封闭社会”，它“由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一种与民族的仇敌势不两立的精神来激励”⑨。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普遍性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会瓦解这样的好战精神。在此，施特劳斯似乎用一种反讽的口吻来刻画自由与封闭两种社会的特质，容易令人困惑于他对待两者的真实态度。在《古今自由主义》中，他的立场得以彰显：“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没有义务尊敬可憎之物，尽管适度的容忍是有必要的”，“正义的社会就其最好的形式乃是绅士凭自身的能力进行统治……这种体制的原则也必然排斥民主……绅士统治必然是哲人统治的反映”⑩。这样看来，施特劳斯还是宁可要一个极易制造仇恨、臣服于权威但由爱国主义维系的封闭社会，也不要一个以科学和理性为信条却为大众文化所腐蚀的自由开放社会。这对于经历过反对专制、召唤理性的政治与思想双重启蒙的现代西方社会，是难以接受的。 就施特劳斯传递的第二重信息而言，尽管同样批判大众文化对德性的腐蚀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同质化现象，但比起卢梭寄望于以公民的爱国精神来挽救社会，施特劳斯更重视的是“绅士统治”。可以说，卢梭更坚定地走向现代，走向人民主权，而施特劳斯却选择怀古甚至返古。因而，施特劳斯毫不掩饰对卢梭的失望，说他“使自己沉溺于现代性中”，“再次拜倒在他所竭力要将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力量之前”(11)。 作为一种德性的爱国主义在施特劳斯的笔下有等级之分。他承认大众的爱国主义对于维系一个独特的政治共同体非常重要(12)，但大众的德性无法成就--种良性的、持久的、真正的爱国主义美德。甚至可以说，大众的秉性与施特劳斯所看重的德性并不相容。在这种意义上，施特劳斯并不为卢梭提出的、常被认为体现其爱国主义思想精华的“公民宗教”背书。他似乎更推崇卢梭的“立法者”——“一个民族之父”“一个有着非凡才智的人”(13)，以及“立法者”所具备的对政治共同体有决定性意义的、更高级和完备的爱国主义德性。施特劳斯同时强调，卢梭爱国主义话语的对象并不是大众，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异见者、洞明世事者、洞察真理者(14)。这种爱国主义完备德性，专属于古代的哲人王和现代的绅士。卢梭这个“伪装成普通人的哲学家”(15)，作为爱国哲人而不是一般爱国者的形象也被鲜明地刻画出来。如果施特劳斯在解读卢梭文本时指陈自由社会的两大罪状，还只是为了重现柏拉图《理想国》中哲人智慧与法律常识、灵魂等级与平等诉求之间的张力，那么他在此则毫不掩饰对哲人王政制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