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曾将“法治”与“人治”这两种状态作为论述政体时的框架，甚至可以说，对政体的研究就是在考察这两种状态的张力和平衡①。这两个状态有三个层面的情况：第一，就一般政治形式来说，它们相关政体的政治权力由谁来掌握，在这个绝对意义上，法类似今日的宪法，人指宪法规定的政治主体；第二，在具体政治活动的意义上，它们关涉城邦的行政权、司法权、具体立法权由谁来行使，对政务和案情的裁决以谁为准的问题，由此，法指城邦生活的秩序和成文法(如今日的民法和刑法)，也涉及未成文法、自然法和道德，人即行政官和审判者；第三，对前两个层面，亚里士多德会从最具体的现象入手，即从政治和法律过程中法的客观因素和人的主观因素(理性和情感)所起的“决策”作用来考察，这可以算又一个层面。第一层面决定而且蕴涵了第二层面，第二层面是第一层面的表现，第三层面的具体变化会影响第二层面，甚至导致它与第一层面出现错位。 《政治学》对法治与人治的考察，其源头在于亚里士多德早期作品《修辞术》②。通过考察上述第二和第三层面，《修辞术》最早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问题，而且展现出该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修辞术》Ⅰ.1.3—8③，亚里士多德谈论了当时平民制下诉讼和议政演说中存在的弊病，既批评了人治，也插入了较长的篇幅来讨论立法问题，并强调了法治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修辞术》讨论“法”时，作者又转而突出了“人治”的价值。正是从《修辞术》的研究开始，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在之后的《政治学》里成为贯穿政体研究的线索。 而反过来，通过《政治学》对政制形式与这两种治理和决策方式的讨论，又可以探索《修辞术》这本书设定的政体，而这样的政体恰恰可以使得法治与人治形成平衡，同时也符合亚里士多德重新定义的“哲学式修辞术”。 为此，本文尝试解释如下问题：第一，《修辞术》如何反对前人修辞家的观念，从而主张法治约束人治；第二，《修辞术》在讨论法律时，为什么又转向人治；第三，《政治学》Ⅲ—Ⅳ讨论的几种有关政体是如何利用法治与人治的区分这一框架，这一问题有助于充分理解《修辞术》的政体观；第四，《修辞术》确立的全新修辞技艺需要何种“最佳政体”。总体上，通过从《修辞术》到《政治学》再返回《修辞术》的循环考察过程，本文旨在揭示《修辞术》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法律观和政体观的重要意义，同时证明法治与人治的二元关系构成了《修辞术》《政治学》考察政体的基础。 一、《修辞术》对煽情手段的批评：从人治到法治 《修辞术》第1卷是全书引言，亚里士多德一开篇就将修辞术与辩证术联系在一起，从而将前者抬高到哲学的层面。在《修辞术》Ⅰ.1.1—2，亚里士多德指出这门技艺的合法性、普遍性和逻辑性。这就在哲学的视野下，将理性形式赋予修辞术。在《修辞术》Ⅰ.1.3—5，他转而批评之前的修辞家和智者。由于修辞术密切联系诉讼庭审，故而批评集中于他们为这种演说创制的“技艺”和编写的修辞手册： [3]目前，那些制订演说术教材的人，花费力气却得出了这门技艺很小的部分。[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只有“证实”才是技艺内的，其余的都是附加；但是，那些人不谈演绎——这是“证实”的身体——相反，他们忙于处理的，大部分却是[案件]有关事实之外的东西：[4]因为谤议，[还有]怜悯和愤怒这样的灵魂的情感④，并不涉及有关事实，而是指向审判官。故而，如果所有裁决都按照当今的某些城邦、特别是有良好法律的城邦[那样执行]，那么，他们可能就无话可说了。[5]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就这样宣布[有关的]法律，而有一些人[在实际中甚至还将这法律]付诸实施，禁止谈论有关事实之外的内容——恰如在雅典战神山那样，[战神山的裁决者]正确地规定了这一点。因为，不应该引导审判官陷入愤怒、嫉妒或怜悯，从而扭曲他们[的判断]。这就如某人要用直尺，却将之弄弯。[6]再有，很清楚，诉讼人的事情不外乎证明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发生或没发生；至于某事是重大还是轻微，正当还是不正当等等，凡立法者不曾界定，就需要审判官亲自决断，而不能从诉讼人那里获知。 在这几节里，亚里士多德指出前人在修辞技艺方面的致命缺陷：他们关注针对审判官的谤议和煽情手段，因此不谈案情事实。这里真实地描述了雅典平民制下诉讼过程的弊端，凸显了平民制的“人治”问题：一方面，审判官容易受主观情感的影响，自发地做出判断；另一方面，演说者并未协助审判官朝向客观事实，而是凭个人能力煽动情感。他们实际上都没有利用法律这样的非个人性条件。当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其他城邦以及雅典的战神山法庭，这种煽情离题的行径受到法律约束时，“法治”问题被引入。最后，亚里士多德采取极为严格的立场，情感手段完全排除。诉讼人的任务就是证明事实的存在与否，而不是影响审判官的判断。甚至，他们都不应该谈论或干扰案件的定量(重大和轻微)和定性(正当和不正当)。 在Ⅰ.1.5—6这两节，亚里士多德强调“立法”的意义，在现存他的所有著作中，这也是最早强调“法”的地方。一方面，立法是限制演说者的自由，禁止其谈论主题外的东西；另一方面，立法要预先“界定”(
)案件的量与性。联系上面对煽情手段的反对，人们能想到他后来在《政治学》1286a17—20的经典看法：“无情之物一般要胜过天生[有情]的东西；法就无情，而人之灵魂必然皆是有情。”这样，他似乎主张绝对的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