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由载体物质形态与承载的文本内容组成。文献研究传统上更重视载体物质形态，以刊刻时间、产地来源、主事者身份、技术手段、行款格式等物质性因素为标准考察载体性质与源流关系①，称为版本研究。总结版本研究结果的描述框架，称为“版本系统”(形象表示为版本源流图)。版本研究是文献学(包括目录、辑佚、收藏、版本、校勘、辨伪等分支研究)的重点，被公认为文学研究的前提基础。然而文学研究更关心的是文献的文本内容，为什么要求文学研究关注文献的载体物质形态呢？传统上认为载体物质形态会对承载的文本产生影响，造成文本内容差异。这一理由过于笼统，试举一例。同一文献的两种版本，一部存在湮泐痕迹，另一部没有此类痕迹，版本研究确认没有痕迹者是初刊本，有湮泐痕迹者是使用磨损旧版的再印本，两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文本差异(因湮泐造成的个别误读或因补板造成的个别误刻)，这一结论除了说明该书刊印数量较多之外，对文学研究影响不大。版本研究面临异常丰富、变化多端的载体因素，需要作出针对性回应、归纳、演绎，自然会沿着物质形态研究之路渐行渐远，与文本内容的相关性逐渐疏离，当然可以理解。然而“版本——文本——文学研究”逻辑链条中的“文本”环节一旦缺席，“版本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基础”命题将被架空。有鉴于此，可以考虑在“版本系统”描述框架之外，建立一种强调文本内容的文献描述新框架，更有效地回答文学研究提出的“文献之问”。 一、何谓“文本系统” 以文本内容为标准建立的文献描述框架可以称为“文本系统”。文献的文本内容差异体现在篇章、字句两个层级。由于传统版本研究的“异文校勘”手段正是着眼于字句层级差异，因此“文本系统”不能以字句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试想，如果“文本系统”以字句层级差异为标准建立框架，那么考虑到几乎不存在文本内容完全一致的不同版本，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之间至少会出现个别字句差异，结果将是以字句层级文本差异标准建立的“文本系统”与已有的“版本系统”完全重合，从而丧失“文本系统”的特殊性以及建立在这种特殊性上的价值。因此，建立“文本系统”应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 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建立“文本系统”，不但可以与“版本系统”区别，还回应了版本研究偏重字句层级的传统没有充分注意到的、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不同写作态度以及文献载体物质形态差异影响不同文本层级的两种新变化。第一点变化是，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不同写作态度造成的文本质量与数量层级的不同对应关系。写本时代文献生成与传播的物质条件不易，造成文献数量少，加上处于文化概念生成与表述的开端时期，字句层级的细微区别蕴含着较大意义差异，所谓“唐前书一字千金”的传统论断指出写本时代文献的一字之异都不可忽视，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正好适应这一情况。与之相反，刻本时代文献生成与传播容易，书写与编纂态度相对松弛，文献数量大幅度增加，质量泥沙俱下，字句层级异文蕴含的实质意义低于写本时代，需要提高文本的数量层级才能传达更有效、精准的意义，聚焦于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相对滞后、效率偏低。第二点变化是，写本、刻本时代的文献物质载体差异对不同文本层级的影响程度不同。写本时代的文献传播态度审慎，传播过程形成的文本差异多属于受到书写材料物质形态因素影响的无意被动行为，如口耳相传造成的同音字、转相抄写造成的形近字等，文本差异集中在字句层级。当然，写本时代文献并非不存在篇章层级问题，如余嘉锡指出书写材料限制造成大量“单篇别行”现象②，刘向校书时既要处理字句层级的“字误”，还要面对“章乱布在诸篇中”，需要“除重复”若干篇、“定著”若干篇之后才能杀青缮写成书的情况③，都指向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但除了发现出土简帛或域外藏写本等源头性材料的少数情况之外，写本时代文献绝大部分都通过刻本时代生成的“二手”文献形态存世，文本基本凝定，篇章层级差异很小，因此建立在传世文献基础上的版本研究对写本时代文献文本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如《经典释文》)。进入刻本时代，文献生成传播方式变化显著，日趋整齐标准的出版流程使得新生成著述的字句层级文本被动地受到载体物质形态影响的程度减轻，文本变化更多集中在篇章层级，与作者、编纂者的主观意图更为密切，属于有意的编纂行为(既包括再版时良性的补充剔除修订，也包括出于商业盈利考虑的鱼目混珠或偷工减料等)。刻本时代出现的篇章层级文本变化新情况在集部文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经、史、子部文献来源早、文本相对固定，集部是汉代才开始逐渐出现的后起文献类型，承载的历史包袱少，写作与编纂过程包含了更充分的个人主观意图。特别需要指出，由于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生成于写本时代，源头性旧本存世极少④，现存文献绝大多数是进入刻本时代之后由后人重新辑佚编定的新本，沿刻本之流以溯写本之源的研究空间较小；唐宋集部文献处于刻本时代开端，既有相当数量的源头“坐标性”版本存世，又有若干代表文献变化关键环节的重要版本散佚，给文献研究留下了充分发挥空间。因此，根据“文本系统”的篇章层级文本差异标准进行研究，宜从唐宋集部文献开始。 “文本系统”的篇章层级文本差异标准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篇章内部文本差异，即同一篇章出现在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或者不同文献中，因分合拼拆、删削增补等因素产生超过字句层级的段落体量内容差异。另一方面是篇章间关联性差异，既包括同一文献不同版本的篇目编次差异，也包含相同作品按照不同体例编纂形成的不同文献之间的篇目编次差异⑤，还包括不同文献的篇目重合、互补等对应关系等情况。篇章内部文本分合拼拆、删削增补对内容意义造成影响容易理解，这里有必要强调篇章间关联性差异对意义的影响。如从篇目编次角度判断文本系年、意义至少在汉代《诗》学就已存在，毛《传》郑《笺》对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编次意见不同，毛《传》编次系于幽王时期，郑《笺》认为原始的篇目编次应系于厉王时期，现存编次是毛公改动旧次形成的。编次差异导致诗义不同，郑玄系于厉王意味着此后还有宣王中兴，政局犹可补救，诗义指向小惩，毛《传》系于幽王意味着西周崩坏，政局难以挽回，诗义指向大变。相较于直接改动篇章内部文本，篇目编次调整属于隐性表达，但两者都会影响对文本内涵的理解。 “文本系统”是在充分掌握文献“版本系统”的基础上，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重新建立的一种新的文献描述框架，因此“文本系统”的建立与运用根据“版本系统”前提的不同，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相对简单，由于“版本系统”体系完备、成果充分，但因聚焦于类型众多的物质形态因素，描述过于繁杂琐碎，因此只需要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的新标准重新审视、归并版本研究成果，建立“文本系统”描述框架，便于文学研究简捷使用。这是“文本系统”建立的多数情况与主要功能。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由于版本研究传统上往往止步于一种文献，无法解决某些需要同时涉及多种文献的疑难问题，或者受限于文献实物不足，留下有待填补的环节，这些情况都会导致“版本系统”体系不完备，这时需要依靠篇章层级文本差异标准的特殊角度解决疑难问题，消解对文本而言无关紧要的版本空白环节，建立“文本系统”。当然，“文本系统”的特殊角度并非万能，只能在条件适合时解决疑难问题，因此这是“文本系统”建立的少数情况与次要功能。根据上述两种情况，接下来分为“建立新框架”与“解决旧难题”两方面加以说明。 二、建立新框架 1.简明便捷：“文本系统”的优势 “版本系统”以各种物质形态因素为多重标准，通常较为烦琐，而且多关注物质形态之间的线性关系，几乎不关注文本层级与结构差异，尽管有时也会说明不同版本间的文本差异，但很少将其作为重点，而“文本系统”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唯一标准，更能直接针对文学研究目的，具有简明性优势。以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为例，“版本系统”按时间标准划分为宋本、宋椠元修本、元本、“古逸丛书”本，按刊地标准划分为建安刊本、高丽刊本、和刻本、翻和刻本，按行款标准划分为十一行初刻本、十二行坊刻本，是杜集宋注本中最复杂的文献。洪业已经觉得上述划分过于繁杂，因此另起炉灶，将各本重新划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判断“乙出于甲，而丁又出于乙”⑥，但头绪仍多，而且亦未厘清。如果以“文本系统”的篇章间关联性差异标准(这里具体而言即篇目编次)划分，只有两个子系统：第一个是五十卷系统(包括宋本、十一行本、十二行本)，全部一千四百五十余首杜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年编次体系。第二个是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包括元本、“古逸丛书”本、高丽本、和刻本、翻和刻本、十二行本)，包括一个一千余首杜诗的断裂零散系年编次体系(四十卷)，以及另一个四百余首杜诗的断裂零散系年编次体系(补遗十卷)，两个体系相对独立，难以衔接。《杜工部草堂诗笺》划分为“五十卷”“四十卷加补遗十卷”两个“文本子系统”之后，文本源流情况可以简明呈现如下：“五十卷”系统文本是最初面貌，“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是“五十卷”散逸后，书贾先以残存部分拼接为“四十卷”刊刻，后来得到剩余部分又拼接为“补遗十卷”刊刻，最后将“四十卷”与“补遗十卷”合并行世。由此可知，《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系统才能正常使用，“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难以卒读。“文本系统”省并版本物质形态因素、直接呈现文本差异的实质意义是，由于《杜工部草堂诗笺》是编年本，篇目编次意味着诗篇系年，先后顺序不能被打断，也不能穿插杂糅，否则时间顺序被扰乱，严重影响对杜诗“诗史”属性的理解。过去围绕《杜工部草堂诗笺》的文献研究总是以物质形态标准将“五十卷”与“四十卷加补遗十卷”两种文本子系统不加区分地杂糅在一起，掩盖了“五十卷”系统的文本价值，加上和刻本进入“古逸丛书”等偶然因素，使得“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的版本最为流行，导致对本来具有宋代杜集注本集大成地位的《杜工部草堂诗笺》的整体价值评价偏低。如今以篇目编次标准建立“文本系统”之后，“五十卷”系统的编次优势彰显，杜诗及其注文呈现在清晰系年语境下，获得了最佳的文学研究条件，《杜工部草堂诗笺》在杜诗文献中的价值、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极大提高，宋代杜注的价值与地位也被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