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生活世界的判断：胡塞尔的判断发生论探微

       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探讨了判断，即产生命题的活动是如何从素朴的生活世界中发生的，本文将结合其《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进一步分析判断发生问题提出的深层次原因，并通过深入探讨胡塞尔判断活动发生的过程找出其判断活动发生思考中判断活动发生的动力或源泉。对于胡塞尔来说，判断发生的动力或源泉就是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成作用，或一种认知兴趣、认知意志的作用，对此，笔者将结合海德格尔和当代学者奥弗加德( Overgaard)的相关思想对胡塞尔这种判断发生的动力思考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欧洲科学危机与判断发生问题的提出

       在胡塞尔那里，欧洲科学的危机其实是欧洲人的理性精神的危机。它主要受到以自然主义、心理主义为首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怀疑或否定了以追求普遍有效的知识为目的的理性，即是说以自然主义、心理主义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对具有普遍认识意义的精神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以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为基础的实证科学所谓的“普遍有效性”也已经波及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并将其归结为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的心理科学的研究对象。自此，作为欧洲自古希腊以来的普遍理性精神就面临被作为客观主义的心理科学所取代的危险；人的理性精神也就可能被贬低为“物质”及其运动，并由此而只能够作为实证科学的考察对象。

       胡塞尔深感重树欧洲人理性精神的重要性、急迫性。对他来说，要彻底挽救人的理性，摆脱欧洲危机，首先需要弄清客观主义与实证的自然科学产生的根源；其次就是要对传统理性精神出现危机的原因进行清理，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客观理论(判断或命题)发生的原因、过程进行分析。

       在胡塞尔看来，人本质上是理性的，追求普遍有效的知识也是人的天性，而自然科学同样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具体说来，自然科学是在古希腊哲学、数学与后来的物理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首先，数学最初是古代埃及人的一种土地测量技术，在当时这种测量技术还只是人们实际生活中的一种实践工具，它与人的主观的、可知觉的生活世界还是密不可分的，但后来它演变成了一种完全脱离生活世界的纯粹几何学、一种抽象的数学理念，它以纯粹的图形和数字作为研究对象，它在这种完全抽象的数学世界中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后来，伽利略借助这种数学方法将人在其中生存的自然当作几何图形般固定不变的物质对象进行数学化、理念化，加之物理学的产生、发展，自然科学也随之被确定了，这样世界也似乎就能得到普遍的、一劳永逸的认识了。胡塞尔也认为自然科学这种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并不因此就认为它是严格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科学。由于以数学和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确定性与“普遍有效性”，与物理学相对应的心理学自然也将自身建立在数学和物理主义之上，将心理现象当作物理发生现象或自然事实来进行研究，因为只有如物理对象般的固定对象才是数学所能把握的。这样，人的理性精神也随着心理学的解释而被物理化了、客观化了，而它的存在意义也因此被抹掉了。这当然是胡塞尔所不愿看到的，他认为人的世界不能被仅仅作为方法的理论世界所替代。这种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方法理论的自然科学只能是人生活实践的一种工具而已，它最初就像古埃及的测量技术一样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是以人的主观性和世界的可知觉性为基础的，并且它作为一种无人的(非主观性的)、不可知觉的理论科学，也只是在完全抽象的理论世界才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科学。因此，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并不能真正达到对于世界(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普遍性认识；而且自然科学的理论也只是由命题按推理规则建构的一种理论的——逻辑的构造物，而构建这些理论的基本命题所关涉的对象(判断对象)也是不可为人所感知的、是脱离人的主观性的。所以要实现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就应该回到人的主观性的可知觉的生活世界中去找，而科学理论的基本命题形式(以“S is P”为基本形式的判断)也只有回到主观的、可知觉的生活世界中去才能找到其具有明证性(可知觉的、可体验的)的起源、发生，进而自然科学的理论根源与其地位才能真正得以澄清。为此，胡塞尔认为非常有必要对人的生活世界进行详细的考察以便以一种更为严格的方式通向其具有绝对普遍有效性的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进而为自然科学理论命题，也就是谓词判断在生活世界中找到其前谓词经验的发生学起源。在此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明确将生活世界作为达到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的一条道路，同时也是将生活世界作为一条通向严格科学的哲学的道路。如前文所述，科学理论的世界被看作一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客观世界，而生活世界却只是一个可直观的，只具有相对性、主观性的意见的世界。然而生活世界正是因为具有可直观性、主观性，它才具有直观的、被给予的明证性，这是科学理论的世界所缺乏的，也是胡塞尔认为其缺乏真正的科学性的原因。“生活世界这种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世界、‘真的’世界之间的对比所显示出来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是一种理论的一逻辑的构成物，是原则上不能被知觉的东西的，就其固有的自身存在而言在原则上是不能被经验的东西；而生活世界中的主观的东西，整个说来，正是以其现实地可被经验到为特征的”。因而，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原初自明性的领域，是一种自明地被给予的世界，生活世界被给予的最基本的形式就是在知觉中“作为在直接现前中的‘它自身’被经验到”①，因此，知觉是生活世界被给予的最直接、最源始的方式，而想象和回忆等其他方式是间接地将生活世界当前化的方式，而且是由可直观东西而来的归纳，所以它们对源始的生活世界具有意义积淀的作用。然而，我们说生活世界是一个主观的、可知觉的世界是否就意味着它是一个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处于意见中的世界呢？胡塞尔认为恰恰只有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才隐藏着一种严格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这种生活世界尽管有其全部的相对性，仍有其普遍结构……所有的存在者都与之关联的这种普遍结构本身，并不是相对的”。②而且“一切客观的先验性，在它们必然地通过回溯而与相应的生活世界的先验性相关联这一点上，也属于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的先验性基础上产生出数学的先验性以及任何客观的先验性这种更高程度的意义构成以及存在的有效性”。③甚至“我们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始终存在于生活世界的地平线，即‘世界’的通常统一性之中”。④最后可以说，在胡塞尔那里“预先给予的世界是一切客观科学，当然也是一切客观实践的‘基础—存在’”。⑤

       然而生活世界为何隐藏着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即具有所有的存在者都与之相关联的普遍结构呢？胡塞尔认为日常的混有意义积淀的生活世界还不是最源始的生活世界，最源始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一种素朴的、主观的知觉世界，在其中并无任何理论的以及历史的意义积淀。这种生活世界是一种与非人的、客观的、不可知觉的自然科学理论的世界相对的，人的主观的可知觉的、前理论的素朴的生活世界，它首先是人们在其中进行着生活实践(而非一种理论实践)的世界，是一个以知觉习惯归纳出的信念的世界。而且正是在这种原初的生活世界之中，即主观的素朴的知觉世界中隐藏着一种“所有存在者都与之相关联的普遍结构”。要从生活世界中发现这种普遍结构就要对生活世界采取一种与日常的、素朴的自然态度所不同的超越论的态度，即是要对生活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对象之主观被给予方式的“如何”进行考察。这种超越论的态度正是考察世界是如何通过主体(的纯粹意识)而从源始的生活世界中，即从主观被给予的知觉世界中建构起来的。对此，胡塞尔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和《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中所采取的直接通过悬搁的方法而达到“先验自我”的方法，他是从主观的知觉的生活世界回溯到纯粹意识，再到先验自我的，并且他认为后一条道路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在上述两部著作中所采取的那条道路“缺少任何先行的说明，这种超越论的自我看上去就完全是空无内容的。”⑥那么胡塞尔的后一条道路是怎样的呢？

       对于胡塞尔来说，生活世界是我们在其中进行着前理论的生活实践的世界，它首先向我们呈现的是事物与世界，其次是我们对于在其中的事物与世界进行了悬搁后的纯粹意识。为了能够把握生活世界在主观中呈现的本质的对所有存在者都有效的普遍结构，我们就需要悬搁掉生活世界中呈现的现成事物与世界。由于悬搁掉了生活世界的实在事物，客观的东西成了主观的东西，成了先验的意识现象。但这种先验意识的现象还不是最终建立起生活世界的最终的对象，因此“与最初的悬搁相对，需要第二次实行悬搁，或者更确切地说，需要通过向作为一切构成最终唯一起作用的中心的绝对的自我还原，而对悬搁进行有意识的改变”。⑦王炳文认为“这种主观的东西，包括自我极和诸自我极的总体，以及显现的多样性，或对象极和诸对象极的总体。世界变成了主观性的‘极的系统’”。⑧而“一旦达到了自我，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处于一种自明性的领域，要向他背后追问是毫无意义的”。⑨由此，可以进一步说，“所思”(世界)和“我思”(意识活动)都是由先验自我⑩发起并构造的。因此，胡塞尔通过生活世界，通过“所思—我思—自我”的思路进程所回溯到的最终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结构的先验自我。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就是由这种具有意向性结构的先验自我所发起并建构的，并且只有在这个先验自我基础上一切活动与对象才能得到系统的、严格的说明，哲学作为严格的哲学体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胡塞尔之所以提出“生活世界”并不是要放弃先前建立的“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理想，相反正是为了巩固这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