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检讨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但已有的研究多执着于“分析VS欧陆”这样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对何谓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是否具有共同的问题形态等元问题反倒有所忽略，本文将尝试回到这些元问题，以推进相关问题的讨论。①首先，本文将大致描绘20世纪西方哲学“六峰突起”的壮观景象，重点勾勒诸哲学思潮的内在发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在哲学问题上可能的同源性；其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着力探讨这些哲学思潮的方法论问题，鉴于不同思潮的哲思方法在表面上差异巨大，本文将以梵高的《农鞋》为例，具体展示现象学、心理分析(或译精神分析)、逻辑哲学等思潮在分析方法上的同构性，进而得出：现代西方哲学在意识分析、无意识分析、语言(模态/结构)分析上体现出三维一体的特点；最后，本文将提出理解20世纪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三个关键问题：“分析VS欧陆”的虚假对立问题、分析与思辨建构的对成问题、哲思与整体知识结构的同构性问题，并就此强调，在反思分析中批判性地重建诸思潮的哲思原型与现代存在之间的相关性，对我们理解当下、走向未来具有建基意义。 一、六峰突起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六峰突起。这里所谓的“六峰”指的是源自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由欧入美的“分析”哲学、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以及先后通过引入上述思潮的哲学方法而凸显其时代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②从时间上看，前五个思潮几乎同时诞生，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稍后，它融合了现代哲学因素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理论，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从科学背景上看，现象学、分析哲学与19世纪非欧几何运动酝酿出的数学革命关系密切，胡塞尔、弗雷格、罗素等人深度参与其中，皮尔士对19世纪的物理统计力学、生物演化论多有借鉴，心理分析则与当时的神经生物学、脑神经科学的发展有关，弗洛伊德就是在从事脑科学研究遭遇困境时才逐步提出无意识假说的。 无论从诸哲学思潮各自的发展看，还是从它们之间的关系看，要清晰地刻画出20世纪西方哲学的整体面貌绝非易事。譬如在现象学运动内部，海德格尔、萨特与胡塞尔的差别甚大，人们甚至可以断言，现象学运动中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论的分裂，但换个视角，胡塞尔早在《观念》时期就开始面对主体如何在周遭世界中构造世界这一难题，海德格尔分析的人生在世的基本情绪，譬如操心、畏、无家可归等可以看作对此问题的推进。有趣的是，海德格尔其实也颇为关注现代科学，除了持续的批判外，他也曾以拓扑学的意向说明其转向后的存有之思。③本文一开始提及“分析”哲学时带了引号，是因为在普泛的分析哲学内部，基于经典一阶(命题、谓词)逻辑的分析与建立在更开放的非经典逻辑(模态/模糊等系统)视野上的逻辑哲学的分析之间差异巨大，前者建立在对个体、属性以及蕴涵关系的抽象上，适用于能够在认识上二分化确定真值的特定命题类型，后者引入了更复杂的语义表征，公式的真值不受限于事实断定的二分，而能够以多值、弗协调、模态等方式表达满足更多语义特征的形式关系。对此，我们甚至不得不严格地区分以经典一阶逻辑为基础的分析哲学与建立在非经典逻辑上的逻辑哲学。在心理分析运动的内部，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尽管荣格对“分析的心理学”的自我命名确实建立在对无意识的不同理解之上，但似乎不无意气之争。在心理分析的英国和法国阶段同样如此，安娜·弗洛伊德与克莱因对儿童心理的发展在观点上存在巨大分歧，拉康曾多次在法国重建协会，又多次退出或者被逐出，这些也都与他们对无意识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解不同有关。 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弗雷格曾批评胡塞尔早年对数学基础的探索陷入了心理主义，④胡塞尔早年曾不无苛刻地将布尔代数批评为“逻辑技工”，⑤并且始终拒斥形式公理系统的符号主义倾向，而他的现象学随后又对卡尔纳普关于世界的逻辑建构产生过重要的影响。⑥在现象学与心理分析运动之间，胡塞尔在发生现象学阶段曾数次主动面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问题，在晚年冲击现象学的界限时，无意识更是成了他所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战后，海德格尔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同时，也曾与心理分析家有过长期的交流，当然主要还是一贯地批评对方无视此在的在世生存；拉康对现象学的批评对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与萨特、梅洛—庞蒂在欲望和凝视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至今仍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在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间，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尤其是双重意向性对索绪尔、雅各布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⑦而结构主义对现象学的反哺则推动了梅洛—庞蒂对意识现象学的批评和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包括上述思潮在内的几乎所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方法，现象学、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先后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创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近年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学界的持续关注。 如何看待这些哲学思潮间频繁的相互批评和相互推动，这是否说明它们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在我们看来，在思想原型上，这些思潮的诞生都与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非欧几何运动有关，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时间点也正是黑格尔离世之时。这是一个奇特的历史交汇。在黑格尔离世之后，他创立的精神辩证法很快遭到了哲学界的摈弃，其原因学界至今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非欧几何对当时知识界的智识结构的冲击可能是一个隐秘而根本的原因，因为它标志着仍然隐含进化论的对世界和绝对的传统理解突然间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对存在的重塑。⑧对此哲学革命最敏感的应该是尼采，他对价值体系的重塑，对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的揭示，直接针对的就是目的论的历史观，在此方向上，笔者愿意将尼采哲学的总问题概括为：没有上帝的存在何以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存在，此存在又能具有何种新的样式。 1900年，历史又发生了一次奇特的交汇：在《逻辑研究》《释梦》出版的同一年，尼采离世，他将新存在何以可能这一难题抛给了后来者。借用海德格尔的评论，即现代哲学仍然深陷于表象性思维，以此观之，诸哲学思潮基本上都可以在表象和前表象的存在领域上得到说明。在现象学运动创立初期，胡塞尔确实一度陷入表象性思维——即便他以意向与充实的关系取代了对象在感性上的独立性和首要性，但在他进入超越论现象学，确立了意向流形的框架后，表象性思维的残留就被完全消除了，如何基于主体的权能构造世界和存在成了胡塞尔研究的焦点。海德格尔从“非本真能在”到“本真能在”对此在在世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主体的权能性研究的接续，此研究又为法国现象学提供了基本的场域。在对表象和前表象的存在领域的划分上，心理分析思潮表现得最决绝，弗洛伊德正因为清醒的表象行为无法解释癔症的起因而构筑出无意识系统，简单地讲，无意识和自我的托比学构造的就是前表象的存在，它们对清醒意识提供了动机说明，心理分析学家之间的争论就集中在如何理解动机的结构和发生上，譬如动机与本能、象征是何关系。其他思潮同样如此，从索绪尔到雅各布森对能指的多维形态的揭示、实用主义对纯粹体验的强调，都可视作对新的存在何以可能的回应，逻辑哲学突破主谓关系对模态存在的揭示也同样是对此存在的形式化构造。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诸哲学思潮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思想代表，是因为它们切实地面对并构造了新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