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05年4月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说： 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最重要，故悉取由他官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① 在五官中独尊视觉，在欧美被称作“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近年来这在国内学界也颇为流行。②确实，如“眼见为实”“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画龙点睛”“一见钟情”之类的成语，正说明生活中视觉感官的重要地位。在现代中国以“堂”为号著名的如罗振玉的“雪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饶宗颐的“选堂”等，而王国维自号“观堂”，③对“观”则情有独钟，以之作为身份标志，殊不寻常。 王国维22岁在《时务报》时，于扇面书“天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之句，④此“壮观”可视作“观堂”的脚注。早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就喜用“观”字，提出“境界唯观美时有之”，⑤是为《人间词话》中“境界”说之滥觞。比起“兴趣”与“神韵”等诗学概念，“境界”具图像感，是个视觉装置，如“主观”、“客观”、李后主“眼界始大”、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千古壮观”、“隔雾看花”等，⑥视觉隐喻处处在是，而以“三种之境界”一段最脍炙人口：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⑦ 这三种境界构成一个过程，是个追求真理的隐喻。它们皆通过视觉感受，始于“望尽天涯”立志高远，终于“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达到对真理的顿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喻上下求索的艰辛，视觉似乎是缺席的，然而“伊”即最后的“那人”，是主体凝视的对象，伴随持续的思考与实践，而这种凝视实即一种心灵之眼的“内视”。 能经历这三种“境界”的人方能成为“大事业、大学问者”和“大词人”，集睿智、德性和天才于一身，是个超强的“伟人”。对王国维来说，“观”代表其身份标志，三种境界体现了他的理想人格。虽然不在一般认为《人间词话》卷首九则的理论部分之中，却是全书的中心舞台，以引征词句对“观”的行为作图像化呈现，展示“豪杰”的一场表演。犹如一首求索真善美的诗史之旅，其影响超出词话文本而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座右铭。 为什么王国维独尊视觉?含有怎样的认识论与世界观?与20世纪初中国有什么关联?与中外思想史有什么渊源?如何接脉于《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与创作《人间词》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些探讨。 二、“视觉中心”的当代性 所谓“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最重要”，属事实表述，却具当代性。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似是老生常谈，意谓历史学家在书写当代史甚或过去史时，所述“事实”皆在其“心灵中回荡”，与其“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打成一片。”⑧王国维这一表述的当代性不光关乎主观因素，也有学术与时代等多重面向。首先，这出现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通过他所主编的《教育世界》这一现代媒介，对当时学界流行的“新学语”——主要是从日本输入的翻译名词——作一种公共性讨论。他从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语言变迁的大势着眼，认为自周秦时代百家争鸣的繁荣之后，佛教输入外来文化，因本土语言的匮乏而发明无数翻译新词，这是自然之事，也是件好事。至宋儒融化佛教而形成“理学”，为学术开出新局，新学语起了积极作用。现在又面临相似的情景，从日本输入了大量有关“西学”的新学语，对此王国维抱肯定态度，对反对或滥用的两种倾向都加以批评。他举与“五官”相关的译语为例： 试以吾心之现象言之，如Idea为观念，Intuition之为直观，其一例也。夫Intuition者，谓吾心直觉五官之感觉，故听嗅尝触，苟于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谓之Intuition，不独目之所观而已。观念亦然。观念者，谓直观之事物。其物既去，而其象留于心者，则但谓之观，亦有未妥，然在原语，亦有此病，不独译语而已。……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为最要，故悉取由他观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Idea之语源，出于希腊语之idea及Idein，亦观之意也。以其源来自五官，故谓之观。以其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故谓之念。或有谓之想念者。然考张湛《列子注序》所谓“想念以著物自丧”者，则想念二字，乃伦理学上之语，而非心理学上之语，其劣于观念也审矣。⑨ 他指出像“观念”这一新学语，在中国思想文献中并无对应之词，即使《列子注序》中的“想念”也难以匹配，由是证明新学语的必要性。王国维支持新学语，还有个理由：“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十年以前”指西方传教士所引进的大量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新词语，都属于器物——“形而下学”的层面，而日本译语则带来了“形而上学”——人文学科有关的哲学、文学等。其实在1903年王国维在《哲学辨惑》一文中就表明他对日本新译名的肯定态度，指出传教士艾儒略在《西学发凡》中把philosophy译为“费禄琐非亚”，“而未译其义”，日人则译为“哲学”，因此“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针对社会上对“哲学”的反对或误解态度，王国维力纠其偏，主张将“哲学”输入中国，因为这有助于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他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从六经到宋明理学，涉及日常人生乃至深入的哲学问题，所谓“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换言之，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探求真理，对于教育学及其他人文学科有提纲挈领之效。他又说：“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⑩意谓中国哲学含有真理，而西洋哲学系统上和形式上更为严密。这反映了王国维对中西哲学的基本估价。
